劉俊海則表示，這實際上是在法院認同了此類案件“舉證責任分擔”的一種做法。即證監會在掌握大量證據的前提下，責任人可以舉證來免責。如果未有充分證據，則證監會即可認定其違法違規行為。

　　“證券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中，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等類型案件最難取證及認定，可以引用舉證責任分擔原則，能有效解決此類問題，這可以看作是證券執法的一大進步。”劉俊海說。

　　前述接近監管部門人士建議，今后包括董事在內的市場各方責任人員都應該樹立一個意識，即在盡責時要固定一些證據，比如強調董事會在會議記錄中清晰記錄董事提出的意見，或者保留當時書面提出過異議的材料，以便于在日后作為勤勉盡責的證據來爭取免責。

　　丁力業未能提交相關證據，直接導致法院認定其未勤勉盡責。

　　另一方面，證監會以董事是否簽字同意了含有虛假內容的報告，作為確定董事責任的主要依據。

　　“在具體案件中，有的董事對報告提出過質疑，但其后并未持續關注，同時又在含有虛假陳述的報告上簽字。這種情況董事都是有責任的。”前述接近監管部門人士稱。

　　來自證監會的數據顯示，董事懈怠失職是上市公司違法違規的主要原因。

　　2004年國九條實施至今，證監會共做出了210件行政處罰決定，其中90件決定是針對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行為做出處罰，其中涉及738名董事受到行政處罰，這738名董事中又有不少是獨立董事或外部董事，有的還被處以市場禁入。

　　值得注意的是，被處罰的董事中有33家公司的60名董事通過行政復議、訴訟等正式的司法救濟途徑向證監會提出不滿，認為處罰不當。

　　顯然，丁案的判決也為法院受理此類案件提供了判例參考。

　　此外，舉證責任倒置是否同樣可以應用于其他類型的證券執法當中，成為關注焦點。

　　劉俊海認為，目前相關的證券法律法規中都有類似“有充分證據表明其已經履行勤勉盡責義務的除外”的規定，從法理上講，相關人員能夠提供證據證明其可以免責。從這個角度講，證監會在認定違法違規行為上可以適當運用舉證責任分擔。

　　信披責任人認定標準完善

　　法院對丁案的判決還有一個貢獻就是，肯定了證監會對法定責任人員在信息披露違法行為中責任認定的基本思路和方式。

　　根據《證券法》，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的責任有兩個層面：一是信披義務人的責任，二個是信披違法行為的責任人員的責任。

　　前述接近監管部門人士介紹，由于信息披露義務人通常是法人，其信息披露違法過錯的認定是個難點，證監會通常考慮：在公司內部是否存在違法共謀，信披違法所涉及的具體事項是否經過董事會、辦公會研究決定或者由負責人員決定實施；信披義務人的主觀惡意程度等因素。

　　在丁案中，證監會就是審查了深信泰豐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和過錯大小兩方面的情況，綜合判斷屬于情節較輕，因此按法律規定的底線進行處罰。

　　對此處罰結果，法院認為“處罰適當”。“對于法定責任人員之外的其他人員，證監會不是簡單根據其職務推定其責任，而是要根據其行為與信披違法行為的直接因果關系來判斷。”前述接近監管部門人士說。

　　在分析上述關系時，證監會重點審查以下方面：在信披違法行為發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知情程度和態度；職務、具體職責及履行職責情況。值得注意的是，相關人員的專業背景也被作為重要的參考因素。

　　對深信泰豐的行政處罰結果顯示，對直接負責人的主管人員時任董事長肖水龍和時任董事兼總經理王迎分別給予警告并罰款5萬元，而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時任董事丁力業等7人分別給予警告并罰款3萬元。

　　“當時主要考慮，董事長肖水龍和總經理王迎屬于執行董事，并且實際上執掌公司的經營管理，對所有的涉及虛假記載、重大遺漏的事項是知情程度較高，甚至是組織者，因而認定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罰較重。”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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