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官場游刃有余

　　當時王益的身份對北京大學的EMBA招生起了很大作用。開始時，他擔任金融班的班主任，學生以企業家為主，而且是很多知名企業的，王石、李寧都是第一批學員，“很多學員，是沖著他證監會前副主席、國開行現副行長身份來的”。大家覺得，可以聽到一些資本市場上公司運作的真實經驗。

　　一位經濟學家聽過王益的公司治理課程，覺得他最大的問題，也是相對真實的問題是，“他并不懂得公司治理，可他按照自己早年下海后的一些感想，把公司當成了一種獵取金錢的工具”。他覺得聽王益的課程，獲得的不是學理上的清晰化，而是聽取了一些“野蠻的個案”，或者一些有爭議的手段，“感覺臺上講課的不是一位副部級官員，而是一位混跡江湖的老大”。

　　王益對光華管理學院也確實貢獻不少，很多項目他都拿到光華來做，這就意味著一筆筆的科研經費能夠進光華。一位老師還記得，“他很注意平衡，比如將幾個項目平均分配，讓老師們之間不要產生矛盾”。

　　這種投桃報李的行為，在日常場景中也經常出現。王益每次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領導共同出現時，他總是介紹：“這是我們北京大學的胡適。”混跡于學界和官場的王益顯然將兩方面的某些東西結合在了一起。

　　為人處世頗有一套

　　王益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學校短暫擔任助教后進了中央顧問委員會辦公廳，在那里工作長達7年。王益身邊的人介紹，他的不少人脈是那個時間段積累的，“省級以上的干部包括秘書，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王益積累人脈的方式，據說很讓對方舒服，并不突兀。一位曾和王益打過數次交道的人說:“他初次見面，給對方留下的印象一定很好。”除了那么多光環之外，他的為人處世的態度，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大科技”曾經的總經理付文明就對王益有很好的印象，即使在王益被“雙規”的今天，他仍然開口就說王益好話。“他做事態度認真，工作有激情。”1983年畢業于云南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的付文明被外界傳說和王益關系很好，叫王益“大哥”，據說云大科技上市完全就是靠付文明與王益的交情，可是付文明自己完全否認。1998年，云南省按照部署，要完成一定公司的上市任務，“完全是指標化的，并非像現在公司上市那么困難”。所以，他在1998年和王益處于初次見面的狀態，之后也沒什么聯系。

　　而1998年任職證監會副主席的王益正好來云南考察這一項目，大家都想他是云南人，又是肯定要上市的項目，應該很容易過關。可是付文明回憶，“他是個工作中很有激情的人，無論是他的手下，還是我們，要是匯報不清晰，都會被他駁回”。

　　可是和王益熟悉的一位經濟學家卻說，“他網羅了一大幫人在他周圍，并不僅僅是單純的利益組合，而是靠自己的一定的人格吸引力”。

　　王益擅長把自己周圍的人組合在一起，例如在組織某企業上市的審查過程中，作為政策主管部門的證監會副主席的他有天然的優勢地位，把券商、公司法人、政府官員全部組織起來，“很多人是因為他的關系，之后才成為朋友”。 (王愷)

　　-王益其人

　　29歲踏上仕途平步青云

　　艱難選擇：為官還是為商

　　1992年，王益和中國證券市場都面臨著一個選擇。當年轟動一時的深圳“8·10”集體舞弊事件，讓中國最早一批股民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之后的4天，兩地股市大跌。10月12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

　　1992年10月，被調至這個新成立的國務院證券委辦公室擔任副主任的王益面臨的選擇，則是關于自身前途。

　　其實，這不是王益一個人的困惑。這一年，在政府中層或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后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

　　王益是“92派”成員之一，他經過接近一年時間權衡的結果，是選擇下海。他在政府的資源幫助下迅速獲得了“中國企業評價協會理事”的頭銜。“1993年，公職在身的王益，加入到了海南淘金的熱潮中。”這名知情人說，“不幸的是，王益夫妻二人趕上了海南開發的末班車，1992年底，1993年初，他們殺到海南，不到一年時間，1994年海南的房地產熱就基本見頂了。”連像萬通母公司海南萬通這樣更早涉足地產開發的企業都身陷危機，更不用說王益這樣的后來者了。

　　重回仕途：

　　編織更大“舞臺”

　　生意上的失利讓王益反思自己的選擇。“他意識到自己并不適應生意場，辦事求人的滋味很不好受，那兩年多的從商經歷讓他疲憊不已。”國家開發銀行一名接近王益的知情人說，“這讓他下決心要重回仕途。”

　　1993年6月，國務院決定將證券委辦公室設在證監會。自此，證券委和證監會的工作人員和工作場所等初步實現一體化，兩年后，國務院正式批準《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機構編制方案》，確定證監會為國務院證券委的監管執行機構，這次機構調整為王益重返證監會提供了機會。

　　“成了運動員的裁判，不能說他們一定都有問題，但這對于行政色彩濃厚的中國式監管來說，本來就是一個隱患。”一名業內人士說，“他們和身處監管部門的王益編織了一個更大的‘舞臺’。”

　　內部斗爭：“行政”戰勝“市場”

　　王益到證監會的1995年，這個成立于資本市場蠻荒時代、一切仍在摸索之中的監管機構剛剛經歷了一場關于規則的內部斗爭。它的結果，是行政派戰勝了市場派。

　　后者代表是中國證券市場的開山人物之一、現為中國投資總公司總經理的高西慶。對于監管權力過度集中的危險的察覺和警惕，是高西慶在1995年選擇離開他一手參與創建的證監會的原因之一。“這是我第一次辭職。”高西慶說，“我在任時，有一次聽人講，我們部門的職員下班后，被一家公司的車接走了。后來這個職員告訴我是因為順路。我就此專門開會講過一次，‘順路接的也不行，不能給人家瓜田李下的感覺’。

　　高西慶當時的職務是證監會發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師。這位1981年9月赴美留學法律、在華爾街擔任律師、1989年回國擔任“聯辦”(即現在的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前身)首席律師的學者型官員。顯然，在高西慶首次為官的3年里，他的西方經驗遇到了挑戰。

　　蠻荒時代：

　　積累豐富人脈

　　但市場派的理論沒有起作用。中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是全世界100多個證券市場中唯一一個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來的市場。上世紀80年代末，上海、深圳兩個地方政府積極籌建證券市場，各自制定了一套公司、證券規則。行政和市場之爭的表象下，是中央和地方之爭——行政發審權力向證監會集中，是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中央和地方長達數年的博弈到1997年畫上了句號——兩個證券交易所上收，發審權全部收歸證監會。

　　王益成了最終實至名歸的行政權力的收獲者。高西慶離任后，他所負責的發行部，被剛剛就任證監會副主席的王益所接管。和他的前任相比，王益顯然是一位充滿本土色彩的監管層官員。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王益在中央顧問委員會辦公廳工作的這段時間，為他積累了豐富的人脈和資源。“這些資源，在麻煩不斷的股市蠻荒時代，的確顯得更為有用。”一名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員稱。

　　(朱文軼 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