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報》：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你是這樣度過的：第一個10年從事科技管理和出國學習；第二個10年當了10年的全國政協委員并在化工部工作；第三個10年在全國人大和民建中央工作，同時與一些專家學者研究中國的經濟和金融改革問題，一共出了20多本專著。改革已經進入到深化和攻堅階段，你認為首要的矛盾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這是改革事業持續推進的最大考驗與挑戰？

　　成思危：我的原話是，回首改革開放30年，紀念與思考，我們需要面對的是四大矛盾——法治和人治、政府和市場、公平和效率、集權和分權。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還有很多具體而實際的工作需要推進。2008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時我談到，中國目前仍然還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發展面臨四個層次：輸出初級產品、輸出制成品、輸出資本、輸出知識。我們目前還正處于第一二層次。資本和知識，我們則是輸入為主，輸出很少。這些年，我先后奔赴西部和東北考察，東北有強大的工業基礎，有比較高素質的人才，最缺的就是資本。西部大開發，人才和資本都缺乏。沒有增量資本的注入，就難以盤活大量的國有資產。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內需基本上沒有起到太明顯的拉動作用，由“投資拉動型”向“內需驅動型”轉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我們國家，產業資本占主導地位，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還不夠發達。一個國家的發展，工業化前期是產業資本主導，后期是商業資本主導，后工業化時期則是金融資本主導。記得有一次，一個銀行家對我說，中國現在是金融大國。我提醒他，這么說還為時尚早。

　　“我不是政府官員，我是人民代表和學者”

　　《中國經營報》：每次你的發言引發股市震蕩，公眾似乎更傾向于把這看做高層官員的表態，但是當你批評一些職能部門時，他們則直截了當地回應，“成思危的發言只代表他個人的意見”。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背后折射的深意耐人尋味。

　　成思危：我一直強調一點，我不是政府官員，我是學者和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是集體決策，我有監督權，我有屬于自己的神圣的表決權。這些年我說了很多話，也批評了一些部門，遭遇反彈也是正常的。我有自己做人做事的準則，不媚俗，不討好，不嘩眾取寵。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經常參加法律草案的審查、法律實施情況的檢查、聽取政府有關部門的匯報、人大代表視察等活動，也收到過許多人民來信，可以了解到許多具體情況和問題，經過分析思考后審慎提出我的建議。作為一名學者，其學術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代替政府進行決策，而是從探討理論基礎、評介國外經驗、完善總體框架、分析實施難點四個方面對政府進行決策支持，促進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中國經營報》：1996年你當選全國政協常委后，在演講中談到了自己參政議政的座右銘：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后你將淡出參政議政舞臺，如何評說這些年在參政議政方面的所作與所為？

　　成思危：我一向主張，個人榮辱進退由組織決定，是非功過任群眾評說。

　　《物權法》的制定，是我在全國人大工作10年來記憶最為深刻的事情，《物權法》在制定過程中受到了很多“左”、“右”的影響與干擾。有學者寫了聯名信函表示抗議，這些信函我都收到了。多次審議《物權法》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既防“右”，但主要是防“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