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央視新聞頻道繼續推出關注金融危機一周年特別節目。演播室請到特約評論員楊禹先生，點評的視野更多的面向了國內經濟一年以來的表現。

　　楊禹認為，目前，特別是最近這兩天，全世界的人們都在思考金融危機一周年的時候各自的表現，我們13億中國人心里還很激動地等待著一個新中國成立60周年這個時刻的到來。另外這兩天，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正在北京召開，那么在這個時候，我想我們來回顧金融危機發生一周年以來中國的表現，可以用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新中國剛剛又完成了一次特殊的趕考。

　　楊禹說，我們這個國家經歷了很多次類似這樣的趕考，這一次應該說考題有所變化，在這個階段里面，要讓更多的人一邊應對金融危機，一邊更好的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同時這次的趕考，還有一些國際的考題，像是我們去參加一次托福考試一樣，要用國際的語言去塑造新中國在新的世紀里面，國際的形象和國際的責任。

　　楊禹認為，這次的答卷，目前來看非常好，應該說有這么幾個特點值得關注。第一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我們非常果斷地出臺了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來刺激經濟的發展，各地方各部門大家全力以赴來配合，形成了合力。第二個方面，我們在國際上樹立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實事求是的發揮我們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作用。第三點就是我們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不只看眼前，還要看長遠，我們出臺的各種各樣的政府的投資也好，用市場因素來調動社會力量這方面的努力也好，應該說都是，除了應對眼前的危機以外，還要面向，要解決長遠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從這三個方面交出的答卷應該是合格的。

　　怎么看四萬億的投資領域和效果

　　楊禹認為一年來，街談巷議四萬億，人人都在談四萬億，這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今天這個時候，我們回過頭來看四萬億，有這樣幾個值得提及的看點。一個是四萬億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緊急出臺的一個計劃，但是他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是當前僅僅是應急的問題，解決很多長遠問題，四萬億的投向里面，其實解決的很多都是長期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不發生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就要去辦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重大的建設，包括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包括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這都是四萬億里面，中央政府投資里面所占的份額最大的部分。

　　另外一個，大家非常關心的是，四萬億是不是都是政府投資，是不是政府之手在應對金融危機當中伸得過長了，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首先四萬億這個概念本身里面，并不是說四萬億都是政府投資，里面中央政府的投資只占了1.18萬億，另外的將近三萬億的投資，都是我們希望通過中央政府的投資所帶動起來的社會力量的資金，社會資金，包括民間投資，在這方面，雖然還有很大的潛力沒有挖掘出來，但是他對社會投資，特別是市場要素的刺激作用，已經展現出來了。

　　楊禹認為，四萬億投資進入的時候，應該說相對比較果斷，也比較容易。一夜之間我們就可以拿出這個計劃，并且迅速地布置下去，開始投入。那么四萬億逐漸隨著我們經濟運行，逐漸從谷底走向復蘇的道路以后，四萬億這樣的一個計劃，必然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我們要考慮它如何退出，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想從我們各個方面已經實現的做法來看，在這個退出的過程中，我們更多的是參照市場因素的變化，更多運用市場的手段，來逐漸地讓四萬億投資計劃，逐步地和我們長期發展的投資計劃慢慢地銜接上去，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想大家對于四萬億的關心還會延續很長時間，這也是考驗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不能夠再上一個新臺階的很好的舞臺。

　　另外，就政府的干預措施，是否會干預的太久，如果撤退太早，又會陷入衰退，怎么樣市場之手和政府之手能夠協調起來這一個問題，楊禹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無論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還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大家其實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十年以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美國還在攻擊我們的中國說，說你們采取了過多的政府的手段，這一次我們看到，美國也采取了，但是這種國家干預應該說隨著危機逐漸走出去以后，大家都在想著如何退出，這個退出的過程中，是我們更好的去把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的一個方式，這里面也考慮到了我們中國特殊的國情，以及我們實事求是的看待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政府還要發揮重要引領的作用，市場所發揮得作用，正在逐漸地增加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