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維直言，二次發售對于市場的作用存在較大分歧，有疑問的一方關注的是，如果券商拿到大小非，賣給誰？是否有限售？所以細則很關鍵。

　　“8月15日這個消息傳出后，第二天股市就表現為盤整，這反映出投資者對二次發售并不太認可，也從側面反映了大家對可操作性細則的期待。”

　　減持加棒的啟示

　　不少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券商研究員均憂慮地表示，僅僅是增多交易環節，不過是迫使大小非去尋找一個利益分沾的中介機構，并不會影響其落袋為安的操作取向。

　　國海證券首席策略研究員鐘精騰向記者指出，無論是之前限制大小非通過大宗交易市場減持，再到擬議中的二次發售機制，其本質都是通過增加交易環節來提高大小非出售股票的難度，繼而來緩解A股市場的拋售壓力。

　　“單純從目標看，這樣的政策思路并無不當之嫌，但問題的核心在于，不斷通過交易環節來勒緊大小非，很有可能會觸發更加不良的市場后果。”

　　鐘精騰強調，很多大小非股東在心態上已如驚弓之鳥，非常擔心未來的政策變化再次影響股份出售。因此，在現實操作上，大小非反而更加傾向于盡快全部拋出股票。

　　根據鐘精騰的研究，4月21日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轉讓指導意見》后，雖然使得二級市場大小非減持量銳減，但大小非通過大宗交易系統減持的數量卻逐月大幅遞增，其中5月、6月及7月的減持量分別為1.21億股、2.52億股、5.18億股。

　　這意味著，大小非減持壓力并未因減持“限售令”的出臺及股價的重挫而減緩，相反，減持壓力有遞增之勢，這一跡象應該引起有關監管部門的重視。

　　鐘精騰指出，如果把每月通過二級市場及大宗交易系統減持的大小非數量相加后，可以看到，4月以來大小非減持合計數量呈逐月遞增之勢。他提示記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隨著7月大盤指數的反彈，大小非也出現了強勁“反彈”。7月大小非合計減持量高達8.31億股，較6月份銳增85%，僅次于今年1月減持高峰的9.71億股。

　　“這表明，大小非借7月份股市止跌回升之際加快了減持步伐。大小非減持壓力未能受到明顯的抑制甚至遞增，這與有些大小非股東擔憂未來有更嚴格的減持規定出臺而加快減持頻率有關。”

　　鐘精騰同時向記者表示了他的困惑之處——二次發售可能有違當初承諾。這是因為，此前在支付“對價”后，按預定時間表，大小非可以不受限制自由流通，現在引入二次發售不僅增加了減持難度，更加大了減持成本。“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鐘精騰進一步分析認為，假設二次發售得以順利實施，那從最本質的角度去思考，二次發售也只是多走了一道減持程序，“大小非”將股票賣給券商，券商再以類似增發的形式推向市場，從本質上不過是調整了減持節奏，而非消除“大小非”對二級市場所構成的實際影響。

　　“畢竟，無論是大宗交易還是二次交易，這些操作之后的股份最終還是要流向二級市場。”

　　鐘精騰強調，即使有類似二次發售的機制出臺，對于急于“套現”的“小非”來說，也無法構成遲緩其所持“小非”流通的理由。在他看來，未來一個階段需要重點關注的是，如果市場上出現折價銷售的“大小非”，將大幅拖累二級市場整體估值水平。

　　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在銷售環節設限并非上策，真正的突破口還應另尋其他途徑。

　　券商“漁翁得利”

　　目前看來，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券商都可作為二次發售的中介，其業務勢必由此得到拓展。

　　在魯信文看來，二次發售業務中，券商的盈利點在于：一方面，券商在為合格投資者及其他投資者提供大宗交易系統的中介服務時，可以從中收取傭金；另一方面，券商為大宗股份出售或購買業務的發起方提供二次發售服務時，可以收取手續費。

　　沈維也向記者指出，二次發售，可以為券商提供一個新的業務來源，對券商是個利好消息，但券商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有不少，比如券商如果采取代銷，這些股票賣給誰？而包銷，從何處來足夠的資本金？

　　沈維認為，最近券商股集體大漲，與二次發售的消息有一定關系。“但這是一個累積效應，因為傳言不止一個，而且現在稍有風吹草動，市場就有反應。”

　　鐘精騰向記者強調，二次發售如果放到大宗交易里的話，其實就是折價轉讓股權，因此，對券商業績難有實質性影響。

　　國泰君安分析師梁靜認為，二次發售對券商是利好還是利空，關鍵在于游戲規則的設定，其中的發售方式將決定券商是否能獲益。如果代銷利潤薄，券商參與度會不高，而弱市下包銷，則會讓券商無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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