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改委領導回到北京后馬上就要聽匯報，當時“聯辦”的工作正處在低谷時期，他們聽說以后也很激動，哇，兩邊都很激動。

　　經過研究之后，體改委領導決定“聯辦”掛靠在體改委，“聯辦”就此成為一個掛靠機構，當時的聯系人就是我。體改委是個很精干的機構，一共才200多人，專門研究資本市場的基本上就我一個。但我一個人能做什么啊？幸虧宏觀司當時的領導給我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于是就和“聯辦”形成了一種互動：“聯辦”做大量的調查研究，推動市場建設的工作，給予體改委技術支持和決策依據；體改委則從整個國家宏觀角度出發，在資本市場發展這塊，對于應該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進行規劃和指導。

　　建立STAQ系統

　　“聯辦”成立3個月后，由于環境原因，大家一度不知道該怎么辦，不知道“聯辦”還能不能生存下去，到底還有誰能夠支持我們？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咱們把450萬分了走人得了——當時有9家理事單位每家出了50萬，大家都知道我們有450萬。

　　“聯辦”有個例會制度，在6月中旬的一次例會上，中創投的張曉彬和另外一個理事專門過來參會，我們就問怎么辦，還弄不弄啊？其中一位理事特別堅定，他說，大家一定不要喪失信心，中國改革的歷史潮流不是哪天想停就能停的，將來回憶起來，這只會是一個小小的波浪而已。這位理事是學歷史的，所以說話很有歷史感。

　　兩名理事還說，我們一定支持你們，就算是其他理事撤出了，我們兩家也支持你們到底。這給了我們莫大的信心。

　　他們中間的話我全忘了，就記得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歷史潮流，一個是堅定支持。

　　可是具體做什么呢？怎么做呢？

　　股票肯定暫時做不成了，當時批判股票是經濟領域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聯辦”總干事宮著銘建議，我們可以想想債券的事啊。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能坐在屋子里干想。我們決定到全國幾個主要城市走一圈，看看中國證券市場的現實狀況。此后組織了一個由計委、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家體改委還有“聯辦”等單位參加的聯合調研組，建國以后這么多部門參與的金融調研還真沒有過。

　　我們分成幾個組，分赴全國。第一站就是沈陽。那時候金杯公司已經實行了股份制，外電報道：在塵土飛揚的小胡同里，新中國第一個股份制企業的股票在這里交易。沈陽真冷啊，那時候條件差，高西慶不時腰疼，王波明感冒了，在沈陽連續發燒，回到北京，是救護車開進火車站接走的。

　　當時大家很玩命，但也了解到了很多情況，比如國債市場。在上海，隨便一個修自行車的，擺一牌子“收國債”，就可以收了。還有人跑到農村去收，農村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有朝一日會把本金還給你，還有利息。他們覺得這就是一張紙，政府逼著給了一張紙，拿走一百塊錢，想著算了，就當支援國家建設吧。有人來收，說反正你那張紙沒有用，10塊20塊就賣給我把，還有的人就拿著一只雞，給你一只雞，國庫券給我把。還有的城里人拿著麻袋到當地去收。

　　我們很受觸動，要是坐在辦公室肯定不知道這些，當時的感覺就是應該馬上成立國庫券交易市場，一定要把黑市壓下去；而且只有有了這個市場，才能夠解決發行問題；也只有這個，廣大群眾才知道這個東西的投資價值。它是有價值的，不是國家給你的一張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