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在經歷中年轉型之困惑。內地通過香港這扇“窗口”看海外風景的必要性已大大下降，內地區(qū)域經濟圈的形成，以及金融、服務業(yè)、物流等中心的興起，對香港又構成較強競爭。香港經濟社會未來面臨重重挑戰(zhàn)。理性來看，香港經濟陷入一場持久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當年的繁榮盛宴已經結束，香港只能回歸現(xiàn)實，尋求穩(wěn)定發(fā)展之道。

　　人們常說，距離產生美，這用在內地公眾對香港的觀感上，十分貼切。回想改革初期，如同清教徒追尋的“美國夢”一樣，香港也代表了華人追求富足生活的夢想。雖然香港曾蒙上“文化沙漠”的惡名，但其商業(yè)文化起碼對內地生活時尚的流變起過重要作用。

　　直到上世紀90年代，作為內地經濟發(fā)展活力的釋放“窗口”，香港獲得了巨大的中介利益，同時也對內地市場體系建設亦功不可沒。然而，現(xiàn)在看來，由于背景和文化的相近，內地改革初期引進的多是海外華人帶來的資本理念，在雙方合作“如魚得水”的同時，卻淡化了現(xiàn)代市場經濟倫理，忽視資源、環(huán)保和勞動力價值，也是在此時埋下的隱患。正因為此，“港商”作為時髦詞匯的時間并未長久，就一度淪為“威尼斯商人”的形象。

　　當然，經濟和文化中的負面因素，并不能掩蓋內地公眾對“東方明珠(600832行情，股吧)”的向往。從1985年英國女王簽署歸還香港的法案，到1997年正式回歸，香港與內地經歷了愛國主義與經濟互補下的熱戀期。1997年的“蜜月”開始后，經歷了亞洲金融（行情，資訊，評論）危機和非典的“共患難”，2003年以來內地與香港都迎來新一輪繁榮周期。但與此同時，對于香港經濟社會前景的困惑也在增加，這也是基于兩方面的事實，一是內地通過香港這扇“窗口”看海外風景的必要性已大大下降，二是內地區(qū)域經濟圈的形成，以及金融、服務業(yè)、物流等中心的興起，對香港又構成較強競爭。當然，對內地公眾來說，在人們能夠自由出入香港之后，“距離美”已消失，香港的富足生活與廉價商品也不再如以前那樣吸引人。因此，面對內地關注度的降低，港人自然也會產生落差感與危機感。

　　制度優(yōu)勢與地緣優(yōu)勢是香港經濟騰飛的兩大支持因素。一方面，到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香港已形成了高度自由的經濟體系，包括自由貿易、自由流通、金融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等，成為“二戰(zhàn)”后與全球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潮流下的另類，因此也在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的評價體系中連續(xù)14年高居全球經濟自由度之首。通過把市場經濟自由放任原則在小型經濟體發(fā)揮到極致，香港獲得了巨大的制度活力。另一方面，香港后期的發(fā)展與內地因素密不可分。香港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是我國與西方溝通的唯一通道，國際地位由此奠定。上世紀70年代的“四小龍”階段，香港制造業(yè)發(fā)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內地廉價勞動力的涌入。從1978年起，通過全面介入內地產業(yè)與資本，香港與內地共享了經濟發(fā)展成果。1997年之后，面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fā)，以及內地對香港依賴程度下降，香港開始面臨衰退與轉型的痛苦。自由行、QDII、CEPA和H股發(fā)行等中央的政策性因素，成為這一階段香港信心的最大來源。

　　回想1995年，美國《財富》周刊曾撰文稱“香港已死”，但在經歷風雨波折后，香港的活力仍然占據(jù)了上風，引領香港經濟走出一個個困境。當前，香港又面臨眾多問題的糾纏，如與內地經濟關系的微妙轉變，還有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的缺陷、聯(lián)系匯率制度的尷尬、全面通脹壓力的積累等。理性來看，香港經濟未來陷入一場持久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當年的繁榮盛宴已經結束，香港只能回歸現(xiàn)實，尋求穩(wěn)定發(fā)展之道。

　　人到中年，就不能再年少輕狂，不能再毫無負擔地去冒險，而要以中年智慧來適應現(xiàn)實制約，尋求理性生活。對于一個經濟體來說，也是如此，這正是香港面對的中年轉型之困惑。由此出發(fā)，香港經濟社會未來面臨的挑戰(zhàn)，除了公認的內地貿易唯一“窗口”地位的喪失，還有其他幾個方面:

　　一則，香港的制度比較優(yōu)勢對內地的影響有所弱化。客觀地說，在改革開放中，海外華人也帶來了資本的殘酷一面，在面對內地轉型社會的弊端時，許多香港人也融入了追求眼前利益的游戲規(guī)則，喪失了專業(yè)性、公平與法治等原則。長遠來看，這恰恰喪失了香港對中國現(xiàn)代化最具意義的另一面，即多年積累的市場效率標準與經濟倫理。

　　二則，香港經濟結構調整遠遠落后，自1997年起就在談產業(yè)轉型，但迄今為止仍未擺脫靠地產業(yè)支撐的局面，經濟發(fā)展更依賴于第三產業(yè)的技術低端部門。除去CEPA等中央政策因素的刺激，香港經濟增長缺少知識密集的高端產業(yè)，隨著東亞經濟的趨同，在未來新的競爭中可能喪失基礎性優(yōu)勢。

　　三則，金融因素不確定性增加，對經濟的影響更大。例如，在聯(lián)系匯率下，面對當前全球形勢，香港不僅有應對增長與通脹的矛盾，也有處理與人民幣和美元關系的困境。再比如，香港雖然是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但也有眾多與此稱號不符的地方，如債券市場落后，上市公司主要是來自香港和內地等。總的來看，對于香港對內地的互補作用，轉口貿易的因素會不斷減弱，將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香港能否充分發(fā)揮金融方面的經驗和技術，為大陸金融深化和資本市場國際化服務。

　　四則，香港對中央政策的依賴性增強，而如果香港在經濟方面對內地的互補作用弱化，那么基于政治因素繼續(xù)對香港在資源、公用事業(yè)和農產品等方面的支持，就會逐漸遭受內地公眾的質疑。這就要求香港人放下架子、擺正心態(tài)，更合理地以本地資源為內地公眾服務，并且積極主動地發(fā)掘和創(chuàng)新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模式。

　　或許，財富與激情的絢爛逐漸褪去后，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包容互動下，一個會回歸市民社會的平和的香港，才是真正值得內地公眾羨慕的。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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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倪鵬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