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度的執行可以因為良好的出發點而可松可緊，那等于告訴企業，信用也可以造假

　　田泓

　　在近日進行的科龍電器案審判中，站在被告席上的顧雛軍講述了自己如何跨越一道道監管程序，在資本市場上翻云覆雨的經歷。

　　2001年5月，顧雛軍為收購科龍電器，欲設立注冊資本為12億元的順德區格林柯爾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但當時僅能籌集3億元現金，工商部門不允許其年檢。憑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協助年檢函辦理了工商年檢，并通過順德容桂信用社來回倒款的形式，顧雛軍最終獲得了順德區工商局對順德格林柯爾的變更登記。對此，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負責人認為：“任何政府都會去扶助當地企業搞好經營，我相信容桂辦事處是為了幫助他發展企業。”

　　顧雛軍的“喊冤”不免有為自己開脫之嫌，卻也反映出，科龍電器由盛而衰，并不能僅僅歸咎于顧本人的操守，而是有著深刻的制度環境。本該把好資質審核的工商部門，可以在發展當地經濟的名義下，隨意更改行政執法的尺度，這種現象非科龍案獨有。在各地招商引資過程中，不少缺乏法律依據的優惠政策雖有助企業成長之功，卻從一開始就為企業日后違規操作埋下伏筆。

　　而身為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德勤，則讓人見識了中介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本應審慎獨立的審計報告也變成混淆視聽的工具。據顧雛軍辯稱，德勤為了規避自己在科龍案中的責任，“逼迫”顧雛軍接受一筆有爭議的5.13億元銷售收入，出具了保留意見的科龍電器2004年年報。結果，眾多投資者因錯誤信息導致損失。無獨有偶，在原四川明星電力股份公司原董事長周益明“空手套白狼”案中，會計師事務所的肆意造假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行政部門的縱容和中介機構的失守表明，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堅決的執行，最終也只是形同虛設。而一以貫之的執行，來自于發自內心的、對信用文化的認同。如果制度的執行可以因為良好的出發點而可松可緊，那等于告訴企業，信用也可以造假。

　　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深入，中國證券市場的制度建設正在走向關鍵時刻。在法律法規不斷完善的同時，更需要認真嚴厲的執行。不然，還將有更多的顧雛軍在監管部門的“一路綠燈”下擾亂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