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讓控股權并不是唯一的辦法——訪國家發改委體制改革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

　　7月11日，高梁又在自己的家中發怒了，這位倔強的學者一提到徐工改制就充滿惋惜與憤怒。他對外資并購所造成的國家經濟安全尤為關注，為此他在2005年撰寫了《警惕跨國公司借改制之機吞并我裝備制造業骨干企業》的報告，引起了網絡上下的強烈反響。不過冷靜下來時，高梁更愿意從國有企業改革本身來探討徐工改制所存在的問題。他希望，這一中國罕見的大型企業對外資的股權出售能夠足夠規范，不能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商務周刊》：很多人認為徐工改制實際上拷問了現行的國有企業改制政策，過去中小企業改制多一些，不涉及巨大的品牌無形資產和行業中的重要地位，此次徐工并購案暴露出現行的國家政策沒有針對國有大企業的改制給出詳細完備的規定，您認為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哪些問題？

　　高梁：在國有大企業改制方面，政府的政策的確不配套。這次徐工改制本質上和過去幾年發生的國企改制的不規范是相同的，比如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營中管理者職責履行不到位，導致成本控制不力，資產變相縮水；第二，資產評估中存在不規范，從人們對第三方機構的總體評價來看，中介機構、資產評估師、審計師缺乏獨立的第三方地位，這是一種普遍現象；第三，在企業、資產受讓方、政府之間，各自職能定位不清，盡管徐工是一家國有企業，但仍應按照市場規則進行改制，政府是仲裁者，但不能過多干預具體的改制過程，否則就很可能導致改制過程中資產變相流失，企業少數人得到好處。徐工盡管有比較大的包袱，但仍然是成長性比較好的企業。改制出售股權的決策過程要經過怎樣的程序，是一個課題，否則可能造成改制并不是整個企業的意愿，而是某個領導的意志。

　　《商務周刊》：現在爭論較多的徐工改制是該選擇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國內資本還是國際資本，對此您怎么看？

　　高梁：現在有一種改革至上化傾向，一些人覺得只要是改變國有獨資的形式就是好的。按照徐工高管們的邏輯，只要不賣給卡特彼勒就是好的，這是不對的。徐工作為國有企業經過了無數的財政支持和幾十年的發展積累，功績不應該單是現在管理層的，把85%的股份賣給凱雷，還談什么“毒丸計劃”，限制性條款，到最后可能都沒有用，依靠這些防范風險，這不是自欺欺人嗎？在股權轉讓完成后，人事權和決策權很快就會落到凱雷手中，原先訂的防范措施再嚴密也會被它繞過去。企業都賣出去了，它的命運還能夠自己掌控嗎？

　　至于徐工下面企業的企業破產、還債、人員安置問題，這是企業內部解決的問題，依靠內部的資產重組就可以完成，出讓控股權并不是唯一的辦法。我們是要把徐工做強做大，而不是急著甩包袱，徐工不是一個破產企業，它不是包袱，而是財富。

　　《商務周刊》：您談了該不該賣和該賣給誰的問題，那具體到賣多少錢您怎么看？

　　高梁：總資產是實實在在的錢的投入，負債多是因為借銀行的錢或者對外直接融資，但是我國的國有企業經常是凈資產率不到20%，甚至是資不抵債。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融來的資金在增加負債的同時也會帶來企業資產的增加，增資和借款不代表資產縮水。對很多國有企業來說，真正造成凈資產低的關鍵原因是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投資失敗；第二貨不對物，殘次品多，產品積壓；第三揮霍浪費，管理成本過高，成本不產生效益；第四，貪污腐敗；第五，關聯交易。因此，要評估凈資產，必須對三年以內經營者的情況，對經營者的能力和績效進行評估，而不應該直接拿總資產減去總負債。目前徐工還是一家成長性很高的公司，一年近200億元的收入，盡管利潤率比較低，包袱比較重，自救的方法還是有多種選擇的，或者政府只要給予一定的扶持，徐工可能就堅持過去了，而不必賣給外資。

　　《商務周刊》：您是否認為凈資產折現法這種資產評估方式不適用于國有企業？

　　高梁：盡管存在很多爭論，但現在國有企業改制基本都是按照凈資產折現法來進行的。過去多是中小企業改制，不存在很有價值的無形資產，所以這方面的問題表現不是很突出。但是徐工作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最大企業，對于凈資產和無形資產的評估就顯得非常重要。徐工的評估機構說已經考慮了無形資產，這不可能。把無形資產和所有優質資產都算進去，徐工機械85%的資產只值20億元人民幣嗎？誰都不會相信。徐工在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這些年在媒體投放的廣告、在提高質量和改善服務方面做的努力，這些都應該算入無形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