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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群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中國經濟史學者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上，官府和商人之間的關系一直非常緊張。在政府看來商人總是面目可疑，惟利是圖，而且是異己力量的溫床；而在商人看來，政府仿佛是一個隨時準備連皮帶骨吞食自己的猛獸。
在政府衰落或者比較弱小的時候，比如清末甲午以后和北洋時期，它們對商人的態度最為寬容。一旦政府強大起來，即便他們認識到工商業對于富國強民來說，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也不愿意看到商人強大起來，更不愿意他們擁有較大的影響力。1927年的蔣介石，曾經是上海灘資本家心目中的克倫威爾，他們為蔣介石鎮壓工人運動的鐵腕歡呼，為他籌糧納款，但歡呼之聲尚未散去，他們自己就遭到整肅，“真正代表商人利益”、“基于民主精神”的、曾經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上海總商會，經過幾番打擊、拉攏，1929年就被成功改造為國民黨的統治工具了。在1927年至1937年中國資本家的所謂“黃金十年”里，老板們不得不用盡所有的力量來與國民黨政權的國有化政策周旋，以保全自己辛苦掙來的家業。
面對這樣的政治環境，商人也曾經嘗試加強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在一些城市的自治中曾經發揮過較大的作用，甚至曾經組織了自己的軍隊，在上海與清政府，在廣州與孫中山都曾經發生過戰爭。但是從總體上來說，他們對自己的力量完全沒有信心。他們應對政府敵視的辦法：一方面是抱怨政府的力量不夠強大，不能提供基本安定、公正的社會政治秩序和法權體系，總是寄希望于一個君主式的強人，先是袁世凱、后是蔣介石。這種希望和乞求不斷破滅又不斷新生，其持久堅韌令人嘆之傷之。另一方面是極為現實的，那是一種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態度。商人們在政府的衰朽腐敗中游刃有余，最大限度地在腐爛的政治環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錢能通神”的格言屢試不爽，他們無所忌憚地勾結官員，攫取財富。商人們沒有絲毫心理負擔地削弱、打擊、腐蝕任何一個不代表他們利益的政府。
與其他國家相比，比如歐洲、美國，甚至日本，這種官商之間的緊張關系實在是非同尋常。把這種緊張歸罪于中國的傳統當然最為便捷，但也是最不負責的。因為在西方的歷史上抑商也是一個強大的傳統，甚至在美國獨立初期，杰弗遜對于商人也持強烈的懷疑敵視態度。而且，中國的傳統中對待商人的態度非常復雜。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史記》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顯然，對于人逐利的本性和商人的經濟作用，他們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只是他們認為商人若不加以規訓，會危害帝國的長治久安。儒家因此一直在試圖馴化商人，使他們服從于儒家之正道。所以明清時期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儒商”的提出，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一種可以與新教倫理相比擬的倫理精神的革命。總而言之，近代以來官商之間的緊張關系，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中國的獨特傳統。倘若再考慮到“五四”以后，傳統在中國大地急劇衰微這樣的歷史事實的話，這種說法就顯得更沒有說服力了。
實際上，官商關系的緊張與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走向有關。由于不斷的挫敗，晚清以來，中國革命所動員的力量越來越傾向于底層。商人錯失了作為統治或者領導階級地位的歷史機會，沒能取代士紳成為民國的中堅。他們就成為這種動員話語中最理想的替罪羊，他們總是被描繪成腐敗政府的附庸和幫兇。商人陷入了絕對功利主義的陷阱，他們只能用否定自己政治合法性的方式來壯大自己，他們越發達，其丑陋便越彰現，而他們只有變得丑陋，才能發達。民初著名銀行家陳光甫在日記中痛苦地寫道：“今再論及一般民眾對于銀行家實在毫無感情，蓋銀行家未曾為民眾辦一件公益的事，民眾方面只見銀行家都是為自己忙，與民眾毫無益處，而且反有害處。……總而言之，銀行家背后是無民眾，民眾心中是無銀行家，因為銀行家不顧民眾的利益，所以民眾亦不體諒銀行家的痛苦。”顯然，要解除這樣的痛苦，需要一場解放所有人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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