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之問 文明之癢

　　人類社會的命運

　�。�美）賈雷德·戴蒙德 著

　　謝延光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讀《槍炮、病菌與鋼鐵》

　　□徐瑾

　　文明與野蠻，從來都是一個問題。

　　早在19世紀，摩爾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里歸納出人類社會進化的三段模型：蒙昧———野蠻———文明，差不多同時期東方的福澤諭吉也于《文明論概略》中區分出野蠻、半開化和文明三個階段。那么，文明與野蠻如何在蒙昧中分野的呢？人類文明的命運為何如此不平等？為什么是歐洲人征服了世界，而不是相反？問這些問題的人大有人在，只不過句式語法不斷變化而已。比如，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1972年在新幾內亞時就被一個生活在“石器時代”的土著朋友耶利問倒：“為什么你們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貨物并把它運送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于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耶利的問題觸及了人類現狀的實質，實質是探詢文明不平等的根源。戴蒙德教授當場語塞，但是他卻一直沒有放棄思考。時隔了20多年，賈雷德·戴蒙德寫出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來全面回答。賈雷德·戴蒙德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現任教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系，老本行是生理學，在新幾內亞調查鳥類，但后來走上了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的道路———也就是研究地球生物分布、繁殖、被馴化和滅絕的地理學。在本書中，他通過對人類生存一萬多年的全景考察，試圖從地理學、生物學、病菌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跨學科角度解讀“人類社會的命運” 的起伏。

　　以前圍繞文明起源的理論林林總總，一種比較流行的答案是人種的不同造成了文明發展速度的不同，也就意味著某些人種高于其他人種，所以才安享先進文明。比如前些時候英國的林恩教授用調查數據證明東亞種族智商高，所以富裕和高經濟增長率呈正相關的關系。但是賈雷德·戴蒙德的立論方向則完全與人種學背道而馳，他認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11，000年冰河期結束的年代，是民族環境尤其是地理環境的差異，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學上的差異決定了各大洲發展的不同。他甚至認為，如果一萬年前，澳洲土著和現代歐洲人的祖先互換位置，那么現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領了歐亞大陸，而且也占領了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而現在的歐洲人可能已淪為澳大利亞一些零星分布的人口。

　　歷史證明，農業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動力。冰河時代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族群都過著四處漂蕩，朝不保夕的狩獵生活，而地理稟賦的不同讓各地的農業發展有所不同。氣候適宜，物種繁多，作物茂密的地區，農業較為發達，首先是讓大部分人能夠過著定居生活，加大了人群之間的交流溝通機會；其次農業生產帶來的豐盛糧食則讓某些人脫離生產勞動從事技術創新，因此農業奠定了組織、文字、政治以及技術等等文明基石，所以決定農業發達與否的因素就決定了文明的起源與進化。歐洲文明霸權建構的三大優勢：鋼鐵，病菌，槍炮，無不與農業息息相關。

　　在歐洲人的征服史上，關于槍炮與鋼鐵的作用眾所周知，而細菌的作用則是讓人耳目一新。最為明顯的例證在16世紀，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的交鋒中，幾百人的隊伍居然戰勝了幾百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使白人取得決定勝利的不是傳說的利用先進槍火對土著的屠殺，而是天花病毒。1618年，墨西哥大陸的2000萬人因傳染病銳減至160萬，據說95%的原住民便是死于白人帶來的天花和麻疹，而被直接白人殺死的土著只有5%左右�？茖W表示，傳染疾病菌多從動物身上變異而來，先傳染給人，然后才在人類群體中傳播。由于歐洲農業歷史悠久，家畜眾多，在幾千年來與病菌的頻繁接觸已經形成適應性；印第安人則不是，農業的欠發達讓他們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觸的經驗，肌體很少遭遇此類病菌，也就全然沒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潰不成軍。由此可見，細菌的優勢也間接來自農業。

　　農業是文明之母，但是早期農業的發展太多受限于各大陸先天地理環境。所以戴蒙德通過歷史與數據證明四點因素決定了各大文明的競爭優劣：首先是各大陸在可以用作馴化的起始物種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方面的差異；其次影響大陸之內傳播和遷移速度，第三點則是各大陸之間影響傳播和遷移的速度，最后則是各大陸之間在面積和人口總數方面的差異。因為歐亞大陸在這四個方面明顯高于其他大陸，所以農業最為發達，也為歐洲人掃蕩世界鋪平了道路———但是為什么不是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呢？所以，“耶利的問題”也可以換作中國人的版本：為什么在世界歷史中長期占據領先地位的中華帝國卻在最近幾百年時間轟然讓位于西方？為什么是歐洲人發現了美洲而不是中國人？

　　從戴蒙德在本書中以資源稟賦為基礎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落后是令人詫異的。首先在農業上中國農業產生的時間幾乎和新月沃地一樣早，而且從華南到華北不同的作物物種都有分布，加上中國廣闊的幅員和人口，使得它在農業誕生一萬年之后還能進行高產的集約農業，而不像新月沃地那樣因生態災難而廢棄。這些環境因素以及中國內部地理上的相對四通八達使得中國在初始獲得有利條件，但是隨著地理的統一在政治上表現為經常性的穩定，進而帶來內部的集權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漠視。中國古代統治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可亡國。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明朝鄭和的西洋探索，在皇帝的一個決定下就被停止，而哥倫布則可以在分裂的歐洲找到不同的國王來支持他的冒險。在地理大發現時代，帝王一個偶然而不可逆轉的決定就讓本來在航海處于上風的中國走向衰退與封閉。

　　房龍認為，文明起源的問題最終是解決我們是誰，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思考。從某種象征角度來說，槍炮可以看作技術，鋼鐵則代表著資源，病菌在可以視為傳播的隱喻。有了資源，必須利用技術才可以使用，而有了前兩者之后如果沒有傳播，任何優勢都可以走向停滯甚至反面。文明如水，流水不腐是自然之理，保守不變是文明難解之癢，沒有傳播帶來外來的交流對話甚至沖突，任何文明會走向消亡。戴蒙德曾在他另一本書中論證說，人類與黑猩猩算是近親，兩者基因重合層度超過98%，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可算是第三類猩猩。在很大層度上，文明的誕生是一種偶然。而文明發跡之后的歷史亦吹彈欲破，如果克婁帕特拉德鼻子短一點，8萬印加人與西班牙人皮薩羅初會時帶了武器，奧地利大公的車開得慢一點，行刺希特勒的公文包靠得再近10公分……回到原點，由環境差異而衍生的文明與野蠻，不過一紙之隔。戴蒙德的宏大論述體系揭示了文明進化本質暗合另一個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的玩笑話：“文明，不過是一件百衲衣。埃及、巴比倫、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