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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策劃人王志剛在首屆中國商幫峰會上表示，區域性的民間經濟實體最終會走向融合。 現代金報記者 張培堅攝 |
以浙、粵、閩商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群體，在資本不斷膨脹的同時正在國際貿易和國內區域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
5月20日，首屆中國商幫峰會在杭州舉行。一時間，“中國十大新商幫杭州論劍”的說法，在全國媒體傳播甚廣，而一場為浙商、蘇商推選領軍人物的活動也在央視國際頻道展開。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應邀出席峰會并致辭。當晚的一次分論壇上，浙江省內一位工商聯人士將黃形容為“當代中國商幫‘總幫主’”。
“商幫，這個歷史上曾經輝煌與滄桑，賦有特殊內涵的名詞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又生機勃發了。”黃孟復在致辭中說。
明清兩代晉商和徽商的500年輝煌為人熟知，數十年沉寂之后，商幫一詞又在中國經濟中“復活”，研究人士認為，由于其資金實力和對外擴張的形態，目浙商、粵商和閩商已構成相對成熟的商幫，而蘇、京、滬、魯、豫、冀等地商人群體也在崛起。
“無論如何，在中國經濟中，新商幫已成為一種商業現象，這正是這次商幫峰會召開的大背景。”浙商研究會一位負責人說。
“枯木逢春”、“四海響應”、“九九歸一”，這三個成語被資深策劃人王志剛用來形容中國新商幫的現在和未來，他認為，民營經濟最終會突破地域之隔走向融合。
浙商游牧中國
近十幾年，從擦皮鞋、修電器等“草根經濟”做起，浙商的創業精神被形象總結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歷盡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
5月23日上午9時許，濟南市泉城路院前街1號珍珠泉賓館海棠園內的一間辦公室里，徐金榮剛上班就接了好幾個電話。他操著讓山東人聽不懂的浙江諸暨口音，而來電者也多是一口浙江口音。
徐金榮的身份是山東浙江商會會員部部長，他的日常工作是協調300多家會員企業相關事宜。這300多家企業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浙江人在山東省開辦的。
浙江省經協辦全作處處長吳永平介紹，從2001年至今，像山東省浙江商會這樣的浙商企業聯合會，已在全國23個省份的首府成立。
事實上，浙商分布在全國各地的自發商會多達數百家。僅溫州一地浙商，就在全國各地有170多家商會。
2004年10月，浙商研究會在杭州成立。新華社在一篇消息中報道說，這是中國第一個研究地域商人現象的研究會。
該研究會一位負責人認為，對比我國明清的數大商幫，新商幫起碼應具備三個“硬件”：一是原始民間資本積累要有一定規模；二是要有游牧性，即跨出本地域向外拓展；三是要有商會或行會組織。
浙江省人民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下稱“浙江省經協辦”）合作處工作人員潘金明提供的數據是：省外浙商已設立了近80萬家市場主體，注冊資本350億元，投資總資本近6000億元，年銷售額突破了1萬億元。
“這相當于2004年浙江全省創造的經濟總量。也就是說，浙商在浙江以外，又建了一個浙江。” 潘金明說。
相關統計還顯示，截至2003年底，在國內經商辦實業的浙商為400萬人，在境外創業的浙商則有100萬人。
金融史學界認為，我國明清時期存在過晉商、徽商等十大商幫。近年，商界有人提出了版本較多的“中國十大新商幫”，其中一種是浙商、蘇商、粵商、閩商、京商、滬商、魯商、豫商、冀商、漢（湖北）商。
而“浙江幫”，則被商界稱為中國第一大新商幫。浙江省經協辦在相關的總結材料中，稱浙商為“中國最大的商幫”。
浙商研究會副會長呂福新認為，商幫通常還有自己獨特的商業文化，而在全國的地域性商人群體中，浙商的特點非常鮮明。近十幾年，從擦皮鞋、修電器等“草根經濟”做起，其創業精神被人形象總結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歷盡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
商幫“復活”？
“對各地政府來說，之所以熱衷于商幫概念，最大原因是商幫符合發展本省經濟的訴求，這面旗幟可以把本省內企業家凝聚起來，發展地方經濟，還可以把離開本省的鄉籍企業家團結起來，為本省經濟出力。”
值得注意的是，商幫這一詞匯近幾年頻頻出現在各地政府官員口中。
今年1月12和13日，首屆蘇商領袖年會在南京召開，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李全林出席會議。江蘇官方和地方媒體亦有“近年快速崛起的江蘇商幫”提法。
此次峰會上，許多入圍“十大商幫”省份的重量級企業代表來得較少，具有些官方色彩的各省市工商聯有不少人士與會，沈陽、山東泰安等地則派出政府要員參會。
“對各地政府來說，之所以熱衷于商幫概念，最大原因是商幫符合發展本省經濟的訴求，這面旗幟可以把本省內企業家凝聚起來，發展地方經濟，還可以把離開本省的鄉籍企業家團結起來，為本省經濟出力。”一位研究者指出。
該研究者認為，地方政府此舉有積極意義，這種商幫概念如果目的性過強，則可能傾向于地方保護色彩，反而輕視了對古商幫優秀商業文化的傳承。
著名的十大商幫是指山西、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陜西、福建、廣東、江石（江西）、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寧波、龍游（浙江中部）、山東商幫。
杭州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陶水木對寧波幫、龍游幫有過研究，他認為，明清商幫的一般特征是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宗族和地緣鄉誼為紐帶的商人群體，在客居地都建有同鄉會館、公所，這是古代商幫存在的最重要載體。
明清初步形成的傳統市場體系中，各地方商幫起著“連接”的作用。“發展到20世紀初，有八大商幫垮了，唯獨留下了寧波幫、洞庭幫。”孔祥毅說。
而在解放后，隨著同鄉會館、公所等的取締，商幫在中國消失了數十年。1987年，有點類似商幫會所性質的全國第一家溫州商會宣告成立。十幾年后的21世紀初，又有人提出中國新商幫的說法。
仿佛一夜之間，商幫從故紙堆中“復活”，重新活躍在中國經濟舞臺上。
浙商研究會一位負責人認為，事實上，早在浙商崛起之前，粵商和閩商就可以具備商幫特征了。比如閩商，除閩籍華人華僑外，在省外投資的閩商人數已高達250萬人。“粵商、閩商行事低調，影響似乎不如浙商大，其實不然。”
這位負責人分析，浙、粵和閩商之外，還有迅速崛起的蘇商。“在本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后，高學歷的蘇商正在走出故土，已有接近百萬的蘇商離蘇創業，游牧特性初顯。”
江蘇蘇商工作室主任吳聲認為，蘇商與浙商顯著不同，因蘇南的富庶，創造了與浙商“草根經濟”截然不同的“蘇南模式”，以集體經濟為主。此外，蘇商主要是在省內創造了大批財富，企業家多數為高學歷者，這幾乎與浙商相反。
商會的話語權
首先是自律。其次是行業互助。第三是與政府各方面的溝通，可以完全傳達行業的意思。第四是防止行業壟斷、少數人把持的局面。
“一只拳頭比五個分散開來的手指有力量。”新近加入山東省浙江商會的廣廈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位管理層人員，解釋入會原因時說。
2005年初，浙商張方軍在投資1000余萬元建設遼寧省紅泰東北燈具家飾市場時，先后遭到三批共150多人的打砸破壞。
事發后，黑龍江省浙江商會立即介入，并發函給當地政府，要求嚴肅查處。此舉當即引起當地政府高度重視，肇事者被迅速繩之以法，而市場的建設也予以及時恢復。
山東省浙江商會成立于2003年，運行經費來自會員企業繳納的會費和資助。而與此對應的是，會員擁有選舉會長的資格，商會要在會員權益維護、項目招商和商業信息方面為會員服務。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要代表多數會員利益與當地政府談判。
會長章鵬飛透露，類似黑龍江省浙江商會的為會員維權事件，山東省浙江商會兩年多來也為數不少。他的一個體會是，以商會名義進行維權，當地政府的重視程度立時不同。
章鵬飛是在山東有較大投資的現代集團董事長，事實上，章本人只負責商會的重大決策，維持商會日常運轉的是執行會長、秘書長等十余名工作人員。
兩年多來，山東省浙江商會，利用自己在浙魯兩地人脈，組織和協辦了多次“浙商齊魯行”，促成的來魯投資在400億元以上。
有報道顯示，去年年初，一批浙江企業在山東省浙江商會的組織下，決定斥資100億元投入地處沂蒙老區的臨沂市。
浙商研究會副會長楊秩清認為，這家民間自發性質的商會，已與作為古商幫載體的行會、公所、會館或者同鄉會神似。
孔祥毅的相關研究表明，古晉商的行會非常發達，由行業成員自愿組織、自主管理。行會有四個作用：組織市場公平有序的交易；維護本會成員的共同利益；調解、仲裁行內外商戶之間業務糾紛，約束行會成員恪守行規，維護社會秩序；晉商行會一般還負責團結、教育商人，舉辦有利于本行業發展的社會公益事業，比如興辦學校。
陶水木教授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指出，產生于20世紀初的寧波旅滬同鄉會，組織活動則由歸葬、敬神等轉到教育培訓、同鄉救助、中介服務、同鄉福利等方面。
“可以看出，現代商會的職能比古商幫行會要削弱許多，這是因為古代政治體制不同于現代體制，所以行會當時承擔了許多政府職能部門的職責，如工商、質監、教育、民政等。”楊秩清解釋道。
楊秩清介紹，浙商在省外自發成立的商會是多層次的。以溫州商會為例，一般是省市縣（區）均有，比如有四川省溫州商會、成都市溫州商會和雙流區溫州商會等。溫州商會還向縱深鋪開，如各省可能又有一些溫州行業協會，如皮革、服裝等。
“這些商會，多數發揮著山東省浙江商會一般的功能。”楊說。
此峰會召開前夕，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兩位研究人員馮勝平和王漢斌曾撰文認為，“在今天這種市場經濟社會里，商會(幫會)的存在很有必要，它能起到如下作用：首先是自律。其次是行業互助。第三是與政府各方面的溝通，可以完全傳達行業的意思。第四是防止行業壟斷、少數人把持的局面。”
一個事實是，粵商、閩商在全國各地也有為數不少的商會，而在近幾年，各地域性商人群體在外省陸續開始成立商會。
政府關系與商會獨立性
溫州商人在各地未成立商會前，影響力并不大，一旦商會成立，會長、副會長多數就成了當地政府的座上賓，禮遇即時不同。
據章彰飛透露，山東省浙江商會有三名特殊身份的名譽會長，他們均是現任山東省副省級官員，其中包括副省長。
現代商會與政府的關系是頗值得玩味的。一位研究者如是說。
浙江省經協辦官員介紹，上述23家浙江企業聯合會“與我們雖無隸屬關系，但基本是在我們指導下成立的，與我們有著較密切的聯系”。
一位工作人員將全國各地的浙商企業聯合會的功能定位具體為四句話：浙企娘家，信息平臺，維權機構，政企橋梁。
多年關注新商幫現象的地產策劃人士王志剛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溫州商人在各地未成立商會前，影響力并不大，一旦商會成立，會長、副會長多數就成了當地政府的座上賓，禮遇即時不同。
同為浙商研究會副會長的呂福新認為，古代商幫更多是純民間性的，商人自發組織起來，然后去尋求與政府的合作，但多數時候處在與政府的談判格局中。
“今天的商會與政府關系更直接了，有的是政府要求設立的，有的是在政府支持、倡導下設立的。這樣成立起來的商會多會主動尋求政府保護，以政府為靠山，弱化了為會員服務的功能。”呂說。
一位不愿具名的商會人士認為，商會親近政府高官的行為，部分原因是因為現行體制下，與政府關系搞好符合多數會員利益。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在現行體制下，商會無法真正獨立，處境尷尬。
我國的民政法規規定，民間團體必須要有“業務主管部門”。“目前的23家外省浙商企業聯合會，均掛靠在當地省政府或省發改委下轄的經濟合作部門。他們要接受浙江和當地省經濟合作部門的雙重指導。”浙江省經協辦相關人員介紹。
相關事實是，除跨省商會外，在各省省內，事實上都有類似商會的企業組織，如各級工商聯合會、工商部門下設的中小企業聯合會、經貿部門下設企業聯合會等。其情形與商會相比，更像一個政府下設部門。有的協會領導，甚至就是主管部門的正職或副職領導。
章彰飛透露，山東全省現有30萬左右的浙商在投資創業，資產上億或在當地有較大影響的浙商企業少說也有2000家。目前加入商會的有數百家。
“雖然從數千到數萬元的會員費并不昂貴，但不少企業不會選擇入會，原因是商會并不真正獨立，當企業與政府利益沖突時，商會并不能起到太大作用。”參會的某浙商企業高管說。
上述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認為，目前商會組織遭遇尷尬，運作比較麻煩。有的帶有政治色彩，有的作為一種形同虛設的機構。總之，商會本身的運作機制不健全導致一些企業對商會的興趣不大。
呼喚“誠信戒欺”
“一個悖論是，在封建的傳統經濟模式下，卻發展出了‘誠信戒欺’的商幫文化，而在今天市場監管眾多的情況下，我們的商界卻失卻了‘誠信戒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為新商幫鼓與呼。
在此次峰會上，黃孟復的致辭剛結束，第二位致辭的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聯會長徐冠巨在肯定了峰會的意義后，重點強調了對商幫的個人看法———“強化新的‘商幫’概念已不合時宜”，應多談點“商”，少說點“幫”。
在徐之后，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認為，浙商、蘇商、徽商等概念的“地域性特點如此突出，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原因，但是把他們同經濟全球化放到一起來討論，實在太不協調了”。
“峰會上出現對新商幫的爭論，說明大家對‘商幫’有不同的理解。新商幫的概念的確還需要展開探討。”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副會長、執行會長呂福新會后接受采訪時說。
記者調查發現，迄今為止，國內尚沒有學者就新商幫問題進行專門的深入研究。目前的地域性商人群體現象是否可以稱為商幫，也沒有一致性答案。
徐秘書長和楊秩清等研究者認為，中國經濟是一個內陸型經濟，自古至今，各地區間經濟差異就很大，這是古代地域型商幫出現的現實土壤。即使在現在，中國各省區間的經濟差異仍然很大，因此，如今出現新商幫并不奇怪。
一位并不贊同商幫概念的商業研究者認為，“現在信息發達，經濟走向一體化，重提地域性商幫，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怎么解釋浙商、粵商和閩商最近二三十年個性鮮明的經濟表現，這也是需要認真探討的。”
楊秩清說，商幫之所以在現在被重提，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是商界人士正在進行的商業文化反思。“一個悖論是，在封建的傳統經濟模式下，卻發展出了‘誠信戒欺’的商幫文化，而在今天市場監管眾多的情況下，我們的商界卻失卻了‘誠信戒欺’。”
孔祥毅認為，晉商、徽商之所以有過數百年的輝煌，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的商幫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誠信。
今年熱播的《喬家大院》中，演了一段晉商真實的“誠信”故事：祁縣喬家在包頭的復盛油房，運胡麻油回山西銷售，經手職工為圖厚利，在油中摻假。掌柜發現后，即令換裝好油，經濟雖受了損失，卻提高了信譽。
在當今社會信用日下的情況下，重提“誠信戒欺”尤其顯得重要，孔祥毅對媒體說。山西商人篤信“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方面的和諧相處，尤其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相互支持和關照。在晉商中，相互友好的同行稱為“相與”。凡是“相與”，必須善始善終，同舟共濟。
浙商統計數據
●省外浙商已設立了近80萬家市場主體，注冊資本350億元，投資總資本近6000億元，年銷售額突破了1萬億元；
●全國23個省份的首府已成立浙商企業聯合會；
●全國各地的溫州商會已達170多家；
●2004年10月，浙商研究會在杭州成立，是中國第一個研究地域商人現象的研究會。
新商幫概念三要件
●原始民間資本積累要有一定規模；
●要有游牧性，即跨出本地域向外拓展；
●要有商會或行會組織。
□本報記者 宮靖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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