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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冷熱迷局求解調控之道
編者按：
2006年來的中國經濟，冷熱難判，一面是“高增長、低通脹”顯示的宏觀形勢向好，一面是原材料價格、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實體經濟產生的壓力無法釋放；一面是包括股市房市在內的資產價格全面重估，一面是消費增長乏力內需依然不振。
1到4月份，國內信貸激增、投資反彈，拉動中國經濟前進的依然是高投資與高出口，與同時，國際貿易失衡、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的外資流入給央行貨幣政策帶來眾多困擾。
在多方因素發生作用的宏觀經濟格局面前，中央政府應以何種調控手段扶正祛邪，協調短期目標與長期規劃，保持經濟良性運行同時避免重蹈某些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泡沫—衰退覆轍，已成各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5月25日本報刊出特別報道“流動性泛濫下的中國困局”，對資產市場高熱的現象進行了解讀，此后，記者再次走訪了一些重要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請有關專家發表對宏觀調控解決之道的各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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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寶 良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 研究領域：宏觀經濟、數量經濟 |
發改委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專家祝寶良提出，5%以內的人民幣升值可緩解流動性壓力
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當前的中國宏觀經濟局勢已不是一藥可治百病之時，而面對外科手術式的調控預期，國家發改委的作用被凸現出來，今年以來，這個中國經濟核心部委已出臺了一系列針對行業的調整政策，這系列政策的效果也正有待于此后經濟運行的考驗。
國家發改委下設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流動性過剩問題不是中國一國之內的問題，這有待于相關國家和經濟體之間加強政策協調。這個觀點和摩根斯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不謀而合，后者在5月初的一份宏觀經濟報告中提出，七大工業國（G7）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認識到了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亞洲（特別是中國）也正在力圖向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模式轉變。
就國內而言，祝寶良認為短期而言應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以緩解央行結匯壓力，及與此相關的貨幣過剩，但長期而言，為擴大內需應及時調整財政政策，實行區域化的差異政策，繼續加大落后地區的基建和公共服務投入力度。“地區差異縮小了，總量性的貨幣政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單靠中國調整控制不住
記者（以下簡稱記）：當前國內的資產價格普遍上漲，更多分析認為是流動性過剩所致，您對此如何看待？
祝寶良（以下簡稱祝）：的確如此。不過，這要放在全球性的大背景下看待。近年來，全球經濟復蘇，各國都采取了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從而導致了過剩的流動性。資產價格普遍上漲已是世界性的現象。如日本，去年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已經比1996年翻了一番。在這種情況下，錢多了，就要尋找出路。就會流到房地產、有色金屬、股票等資產領域。從而導致這些領域的價格上漲。而在世界經濟向好的情況下，受到外需的強勁拉動，中國的貿易順差也不斷上升，外匯儲備不斷擴大，從而被動地向經濟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推動國內資產價格的上漲。
盡管央行4月底上調了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但是效果非常有限。這是因為，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越來越受制于國際的經濟環境。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單純的國內調節效果有限。解決這一問題，各國之間應加強政策協調。
記：那這一目標有望實現嗎？
祝：應當說是有可能的，不過現在的分歧也是不小。從美國方面看，目前可能會暫停加息，美元將會面臨貶值的壓力。這種情況下，過剩的資金就會流向日元區和歐元區。如果后兩個地區也都在上半年加息一次，流動性過快的問題，就有望緩解。不過，無論在日本還是歐洲在這個問題上，其內部都還存在爭議。如果8國財長會議達成一致，日本和歐洲上半年都加一次，貨幣供應量下來，資產價格上漲的預期就會下來。我們再調整貨幣政策就能有效。否則國際上始終在漲，單靠我們自己調整，是控制不住的。
出口結構需要調整
記：那怎么看待全球性資源價格上漲里的“中國因素”呢？
全球性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應當說有中國因素的作用，但絕不是主要原因。 以石油為例，許多人認為油價上漲是因為中國因素，因為全世界新增需求的一半是來自中國。只要把我們的需求降下來，價格就會下來。可是2004年以后，我們發現，不是這么回事。我們的需求下來了，但價格卻沒下來。銅也是這樣，現在的銅價已經不是基本面所能解釋的了。實際上，這仍是資金流動性全球性過剩的問題。全球化時代，國內問題必須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
記：那為什么目前資產價格的上升并沒有傳導到消費品的價格上去呢？
祝：這是個問題。現在的情況正是物價沒有動，CPI沒上去，但資產價格上去了。不過總有一天會傳導下來。事實上，這樣的趨勢正在發生。不過問題還是在于我們的外貿依存度比較高。在全球經濟向好的情況下，外部需求不斷增加，由于強制結匯，我們被動投放的貨幣量就在不斷增加。我們須要調整我們的出口結構。
人民幣升值5%以內可以接受
記：那是不是可以讓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再大一點呢？
祝：這可以考慮。實際上，我們認為人民幣升值保持在5%以內都是可以接受的。現在來看，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并不高，在3%左右。不過，我們要控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樣在兩年之內，翻了一倍。
記：現在許多人也在談論這個問題，就是在人民幣升值趨勢不可逆轉的形勢下，我們會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祝：在升值這個問題上，中國和日本當年的確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不過日本之所以會有“失去的十年”，并非由于日元升值導致。主要還在于日本在升值后采取了錯誤的貨幣政策。1985年到1987年，日元兩年就翻了一倍。升值后，日本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大量的向市場注入貨幣。貨幣供應過寬。相反，德國并未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由于當時歐洲的匯率聯動機制存在，以馬克為中心，德國一升，其他國家跟著升，因此德國的經濟就未受到很大沖擊。
我們的困難在于，與日本當年貨幣政策失誤、貨幣主動供給過多不同，我們的貨幣供給是被動的。由于進出口結構不能一下子改變，我們需要被動地向經濟注入過多的流動性，這給我們的貨幣政策帶來很大挑戰。貨幣政策有效性正在下降。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我們關鍵要控制住熱錢的流入。
擴大內需還靠差異性財政政策
記：目前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下，您認為國家應采取哪些對策？
祝：著眼于外匯，仍是短期政策考慮。從長遠來看，還是要擴大內需。這需要調整我們的財政政策。中國的地區差異太大了。這也是為什么貨幣政策不容易奏效的一個原因。比如投資一個相同的項目，你在東部，怎么投都賺錢，在西部就不成。這個時候，你提高利率，西部就雪上加霜。但東部可能影響就不大，照投不誤。結果熱的地方照熱，該扶持的地方卻更難搞起來。貨幣政策是個總量政策，很難照顧到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就只能寄希望于財政政策。
比如，規定財政里必須有一筆固定資金用于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他的投向公共服務、教育衛生等等。第二，提高轉移支付力度。只有各地的差別小了，總量性的貨幣政策才能發揮效應。
與此同時，我們要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區域政策，進行詳細的地區發展規劃。例如新農村建設。我們是否可以提出連續搞50年，同時明確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保證資金來源。同時明確，農村發展到什么程度，這項工作就停止。
總之，我們需要進一步明確新農村的內涵和目標，并通過制度化的方式給予保證。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之道。
利用外資政策急待調整
人大財經委官員稱，內外稅合一相關法規將在年底前推出
“利用外資政策必須在中央層面進行改革。外匯不平衡的問題，地方政府是沒有感受的。”
“在我的印象中，這是1993年以來的季度最高值。”全國人大財經委經濟室副主任李命志針對一季度的GDP增值說。他說，在人大常委會4月中旬約集發改委、人民銀行、統計局等部委召開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各方專家對一季度數字的預測大約是9.6%，但結果出來卻是10.3%，“的確已經偏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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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大財經委經濟室 副主任 李命志 |
央行調控應及時
就央行2.7%的加息政策，李命志認為力度尚有欠缺，他認為如果要采取這種溫和的方式，最好像美聯儲一樣，采取連續升息的方式。“我感覺我們的這個措施還是不太及時，受的約束比較多。所以，我認為我們中央銀行的決策靈活性還待加強，調控應當做到及時。”
“兩稅合一”法規預計年底前出臺
目前的宏觀調控應該如何入手，李命志認為短期還是要解決外匯占款過高的問題。而目前的手段只能是加大央行票據的發行力度，進行對沖。
不過他認為，隨著央行票據發行規模的擴大，以及隨著今年大量央行票據的到期，央行票據發行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這一措施的難度也在不斷加大。
從長期來看，這位財經委官員認為，國家應對利用外資的政策進行調整，并促成進出口結構的改善。事實上，考察我國1000多億是外貿盈余，大部分都是來自外資企業。而這些又集中于加工貿易。真正的一般貿易項下，是沒有多少盈余的。
李命志舉例說，韓國三星把研發完全放在本國，天津則是其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在天津，三星甚至不建廠房，而是租用。“對于這樣的一種外商投資，我們實際上不用給它那么大的優惠政策。否則的話，國內的企業技術不如人家，優惠政策又比人家少，國內的企業怎么能發展起來呢？”
“利用外資政策必須在中央層面進行改革。外匯不平衡的問題，地方政府是沒有感受的。” 李命志稱，目前地方政府多將外資的引進力度作為業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靠壓低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來吸引外資。中央應對此明確下文禁止。
他提到，目前我國的銀行業改革，以及股權分置改革正在創造國內資金合理流動的條件，國內的儲蓄率這么高，如果不能引進技術，引進外資的價值已經不大了。
李命志透露，目前全國人大正在大力推進企業所得稅的“兩稅合一”，使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相關法規預計在年底前出臺。
“我個人以為，只有這樣，我們的外貿結構才會逐漸改善，外貿順差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才會逐漸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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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 趙慶明博士 |
財政政策仍需行政手段護航
加息這種貨幣工具的兩面性值得決策者慎重
“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土地出讓、環保、農民工權益保護等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能根本無力，惟有依靠行政手段與法律手段。”
“財政政策和行政措施并行，是當前宏觀調控的側重點。”5月22日，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趙慶明博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運用加息、人民幣升值等貨幣政策固然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一定效果，但要真正達到調控目的，仍需結合行政手段。
“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很好，經濟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還是國內消費不足。” 趙慶明認為，當前經濟領域資產價格普遍上揚現象，有的屬于正常，有的則屬泡沫。股票市場的恢復性成長引發的財富效應有利于促進居民消費，適合當前的宏觀經濟背景。而房地產價格上漲并非供求市場的真實反映，地產商捂盤惜售、人為制造供不應求的局面是造成房價一天一價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加息這種貨幣工具的兩面性值得決策者慎重。” 趙慶明認為，加息并非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良策，因為它在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同時，也會抑制消費。而事實上，與固定資產投資相比，居民對利率政策則更敏感些。自2004年10月調息以來，我國銀行的消費信貸增長明顯放緩便是先例。
很多人冀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解決貿易順差問題。趙慶明對此并不認同，“國內相對的成本優勢才是造成當前持續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
趙慶明調研發現，除眾所周知的勞動力成本低廉外，中國的土地（地租）、水、電、運、稅、環境等都是廉價的。特別是對于外商投資企業，土地幾乎奉送，環境污染多不治理，稅收則在“三減兩免”后仍給予優惠。
在這種情況下，單靠人民幣升值根本無濟于事，甚至會使情況更糟。“例如有些外向型企業為了轉嫁人民幣升值的成本，延長農民工勞動時間、拖延支付工資等。” 趙慶明認為，當前的宏觀經濟問題，需使貨幣政策與行政手段并行。
這一提法基于當前投資高速增長大部分由于地方政府投資增長過快，資金來自財政預算的事實。而今年第一季度，我國連續出現財政盈余，收支相抵累計盈余達3008億元，又給財政政策留下較大操作空間。因此，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土地出讓、環保、農民工權益保護等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能根本無力，惟有依靠行政手段與法律手段。”趙慶明說。
政府應專注于公共品提供
“現在許多地方把新農村建設理解為‘村容村貌’建設，這是不對的。”作為不遺余力唱多“新農村”的經濟學者之一，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對“新農村”的口號化、形式化極為警惕。他認為，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在于切實提高農民收入，因此，政府應加大農村金融的扶持力度，促進農業商業化，提高農村消費水平。
5月22日，湯敏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當前應對重點領域投資出臺具體控制措施，同時大力推進金融改革，對急需發展的領域以及就業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進行重點扶持。“尤其是要加強新農村建設中的金融扶持。”
同時，湯敏強調，政府應該從生產性領域退出，專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要大力推行“公共財政”，規范政府支出，把重點放在教育、衛生、中小企業扶持等領域。“即便是后者，能夠交給民間做的，像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電廠、污水處理廠等，政府也應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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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湯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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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副所長王國剛 |
資金使用效率待提高
當前資產價格全面上漲，源于流動性過剩？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國剛并不這樣認為。從銀行目前較高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看，銀行體系的確出現資金相對過剩狀況。“但這些錢躺在央行的帳戶上，并沒有被使用，跟石油、黃金、股票的價格上漲并無直接關系。”
王國剛表示，銀行體系內資金相對過剩，很大程度上是監管部門加強監管、銀行調整資產負債結構的結果。因此，提高貸款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做法均不能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局面。
“金融問題不要簡單用貨幣說事。”王國剛說，中國金融機構資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一方面銀行體系內資金相對過剩，另一方面，許多需要資金的地方得不到資金，如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所以我們要把目標轉移到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方面來，加快金融業的改革。”
資產高增長暗藏崩盤風險
資產市場價格增長過快，可能把整個金融體系拖下水。這不是危言聳聽，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對當前宏觀經濟提出警示：“目前的高增長蘊藏著房地產等資產市場崩盤的風險，可能導致宏觀經濟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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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
梅新育認為，短期可依靠行政措施在內的各種方式遏制投資和房地產價格的失控增長；從長計，則需靠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及重建、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進一步提高內需增長速度。
對目前中國高出口、高投資的現狀，梅新育表示，中短期內，這一形勢尚無法改變。
據悉，目前中國主要貿易國經濟形勢良好。一季度，美國GDP增幅折合年率為5.3%；在官方公布的5月份日本經濟報告中，日本財政大臣與謝野馨連續第3個月對經濟景氣基調作出“經濟正在恢復”的判斷，聲稱“日本經濟的基礎非常堅實，目前看不到悲觀的因素”。
“在這種現實情況下，中國出口將很難減少，強行減少也沒有好處。”不過，梅新育表示，2007、2008年美國經濟未必還會有當前這樣好的表現。在外需降溫的情況下，中國國內消費需求能否提升對宏觀經濟而言，至關重要。
□本版撰文 記者 謝曉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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