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貞潔牌坊代表了什么

　　楊曉民 總撰稿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從《徽商》說開去

　　□匡釗

　　中國近代有兩大傳奇商幫：北方的晉商和南方的徽商。前者已經有不少電視劇提供了大量的直觀信息，雖然有時難免似是而非，有誘導觀眾著意虛擬人物們的悲歡離合而忽略了遠為重要的故事發生背景的嫌疑，但從畫影圖形中也總能流露出真實歷史的鱗爪，聊勝于無。至于徽商，也許筆者孤陋，似乎還沒有在電視屏幕上看到過類似的表現。如果想要尋覓他們質地結實的形象，便只有通過一個見于央視二套節目的電視專題片《徽商》了。這部片子對于歷史的還原相當忠實，少了些花哨，多了些深度，堪稱稀缺資源。電視播出，稍縱即逝，觀者難免意猶未盡，現在這個片子的精華部分又結集成同名圖書———文字部分之外包含了大量圖片，是貨真價實的“圖書”，可供置于案頭隨時把玩了。

　　看過《徽商》的人應該都會有一個發現，除了做生意之外，徽商和晉商相比，風格上有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比較重視子弟的教育。徽商活躍于歷史舞臺的那些年代，小小的徽州，出現了大批進入仕途的讀書人。這個現象分析起來或者與中國古代官商相連的特殊錢權運作體系有關。徽商經營的某些壟斷性商品比如官鹽，就需要來自權力體系上層的直接保護。

　　我有一個另外的發現，在徽商故里的鄉間，最引人注目的景觀就是連續的貞節牌坊群。以往人們對此有一個現成的表面化解釋，將其與徽州儒家教化興盛發達聯系起來。其實這種把牌坊作為儒家文化的直接產物，將一個社會現象歸于一種文化趣味的解釋現在看起來頗有經不起推敲的地方。一個明顯的不通順之處是，根基于農業文化的儒家思想是怎么對徽州的商業文化起作用的呢？我們從來都認為儒家和商人是水火不容的，難道現在反過來要回過頭論證儒家思想中也包含商業文化的因子？就像曾經有人熱烈討論要從儒家文化里發掘出現代意義上自由民主的基因一樣？這種努力的方向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問題不在于儒家文化中是否包含了與商業文化相融的因子，而在于弄清楚商人團體以何種方式挪用了儒家思想，補足停留在文化層面時缺失了的對于某些社會運作的技術性細節的把握。出現在徽州田野間的牌坊群，遠比“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要復雜的多。

　　借《徽商》這本書的東風，筆者在此簡略說一下看法。徽州商幫和其他所有中國古代的商幫一樣，都是基于一種血緣和地緣的關系建立起來，而且無論他們經商的范圍有多大，其財富根基總不會離開自己的故鄉。前者比較好理解，血緣和地緣關系是商業信用的天然擔保，在缺乏其他有效約束的時代，人們也不可能找到更合適的商業團體組織模式；至于后者顯然是出于保障財產安全的考慮，在一個法制不健全，私有財產乃至人身安全隨時有可能遭到各種侵害的世界，將白銀轉移到家鄉或者在家鄉附近購買田地是能夠想象到的保存財富的最可靠手段。在這種情形下，故鄉之于徽州人遠非僅僅是溫情脈脈的鄉愁，而是對真金白銀貨真價實的保護，一個穩定安全的故鄉，不只是情感的寄托，而更是商業需要，是任何商業活動得以順利開展的后勤基地。為此，在徽商的大后方，老人、婦女、孩子都有各自特定的地位和用處：老人管

　　作為一種來自官方的錯位的表彰，徽州貞節牌坊認可的是與儒家所提倡的婦女道德完全不同的現象，在此儒家道德被抽空為一套空洞的符號，然后被巧妙重新應用于儒家最痛恨的商人中間以保障他們的利益。如果我們將某些儒家道德被轉化為保護財產安全的手段理解為一個巨大的諷刺，那么真正的丑角并不是徽商，而是那些仍然認為儒家道德真的意味著什么，還幻想從中發掘出什么新東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