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國的高儲蓄之謎

　　文/傅勇

　　中國的高儲蓄之謎源于其與經濟發展階段的強烈反差。目前，中國人均GDP剛剛超過1700美元（2005年為1703美元），無疑仍屬于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國家之列。然而，1990年

代以來的中國居民儲蓄率一直處于25％左右的高位。這與人們的直覺相悖：通常富裕家庭的儲蓄傾向（消費傾向）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因為即便收入很低時，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須的。

　　進一步看，1960－1970年間，囊括高收入國家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平均儲蓄率只有14.8％，與中國相去甚遠。更經常拿來與中國比較的是美國。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在4％至5％左右，但自1999年以來開始大幅下降，現在已是負值（最低時為2005年第三季度的－1.6％）。顯然，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在儲蓄上的表現令人震撼。

　　當人們面對這種反差時，通常的反應是，將這些難以理解的現象歸結為社會習俗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即東方文化崇尚節儉而西方文化鼓勵冒險。這是一種很方便的做法，并且從東亞的經驗事實也看似為這種觀點提供了支撐。因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國家，都（曾）是高儲蓄的主要發生國。但是，這種看法無法解釋日本儲蓄率的近期下降以及其他有著類似文化基礎的亞洲國家的“正�！眱π�。更令人驚訝的是，回顧戰后中國居民儲蓄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節儉”的中國居民并非高儲蓄者，其平均儲蓄率不足5％。這是一個被普遍忽視的事實。事實上，要對人們行為做出邏輯一致的解釋，就不能借助于人們的偏好不同，而應該具體分析是什么樣的不同約束導致了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人卻有不同的儲蓄表現。

　　另一種誤解是試圖區分儲蓄總量和人均儲蓄來說明中國高儲蓄的現實。這種觀點認為，雖然中國的儲蓄總量驚人，但是，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15萬億的儲蓄存款平均每個居民也僅能夠分得1萬余元。莫說與香港居民的儲蓄額相比有天壤之別（國際上從來沒有研究者說香港居民的儲蓄率過高），與低儲蓄的美國相比也相差甚遠�？墒牵�我們說中國儲蓄高固然有儲蓄總量的意思，但實質是指高儲蓄率。雖然，中國的人均儲蓄和發達國家不在一個重量級上，但是，儲蓄率（儲蓄/可支配收入）卻遠遠高于工業化國家。我們看到，美國的經濟規模是中國的6倍，但是美國的儲蓄存款還不到中國的2倍，這才是中國高儲蓄的問題真正所指。

　　最后應該澄清的是儲蓄（率）的概念。就宏觀經濟學而言，儲蓄指的是流量的概念，而不是存量的概念。儲蓄（率）是一個與GDP一樣的必須在一定時期內計算的概念。在當前的討論中，通常是以居民存款余額來衡量的，而居民累積存款是個存量概念，它雖然能夠提供一定的信息，但并不準確。另外，由于中國家庭可供選擇的投資途徑并不多，銀行存款固然是儲蓄的主要形式，但是其他的無形資產包括現金、

　　把中國的儲蓄率與發達國家作比較并認為中國存在高儲蓄之謎，這其實是傳統的凱恩斯消費理論的視角。其核心命題是：儲蓄是由當前人均收入水平決定的。由于人們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心理規律的作用，作為消費的對立面，儲蓄也就與收入水平成正比。這種缺乏微觀決策機制的總量關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變動，雖然通常被認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解釋力。

　　弗里德曼開創的持（永）久收入理論和莫迪利安尼開創的生命周期理論構成了現代消費理論。其核心假設是，作為風險厭惡者，人們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滑各期的消費水平。也就是說，年輕的時候沒有收入或者收入低，行為模式是寅吃卯糧式的負儲蓄；人到中年，收入豐厚，是儲蓄的黃金期；退休之后，則又進入消費增加的負儲蓄期。

　　現代消費理論所揭示的影響儲蓄的兩個關鍵因素是長期的收入增長率（而不是當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結構變動。那么，中國的儲蓄率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釋中國近期的高儲蓄率呢？

　　中國異常的儲蓄率是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關鍵政策的急劇轉變的結果。首先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對外開放的實施。隨著這一發展，收入增長率從大致穩定的3％急劇達到10％以上的水平。這個不同尋常的高增長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與之伴隨的高儲蓄的重要基點。第二個轉折是人口政策。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嚴格的計劃生育從城市到農村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顯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論，人口政策的這個轉變對儲蓄率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一，15歲以下的人口同就業人口的比率從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紀之交的0.33，人口紅利使得經濟中進行正儲蓄人群的比重增加，并提升了儲蓄率。第二個效應是，計劃生育顛覆了傳統的子女贍養父母的家庭養老模式。這迫使父母減少對子女的依賴增加儲蓄以自我養老。

　　按照現代理論進行合理的國際比較，我們發現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低儲蓄和近期的高儲蓄都不是獨一無二的。60年代冰島的儲蓄率大約和中國改革前一樣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冰島都是OECD國家中最低的。雖然冰島的人均GDP已超過四萬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較低的增長率和老齡化時代的來臨使得儲蓄率一直在5％以下。

　　同時，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奇怪的儲蓄者。7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高，并且人口結構也令人滿意，同時，它的儲蓄率水平也可以和中國媲美。有人可能說，畢竟中國和日本有著相同的東方文化傳統。但是意大利在20世紀60年代的高儲蓄率駁斥了這種簡單的解釋。意大利的儲蓄率甚至比日本還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同樣，我們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經濟增長和有利的人口結構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實際上，世界上也不乏儲蓄率高于中國的國家。就整個國民儲蓄率（中國1982－1988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儲蓄國家（同期為42.5％），當然我們可以把新加坡作為一個例外，因為新加坡實行的是政府強制公積金政策。該政策要求所有的在業人員必須將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繳入其公積金賬戶，用于養老、醫療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博茨瓦納是一個更具比較意義的例子，在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同期的國民儲蓄率甚至超過了中國達到35.3％。

　　總之，我們不能一邊抱著過時的理論，一邊對中國的儲蓄率驚詫不已。中國的情況并不另類，并且，我們不需要借助文化傳統之類的說辭來掩飾理論的蒼白。

　　儲蓄是指GDP中沒有被消費（或政府購買和出口）掉的部分，依主體分為家庭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前兩者合稱私人儲蓄。近年來，與

　　有業內人士分析指出：我國銀行的高額私人儲蓄在引發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與之相連的低利率卻在不斷地刺激著投資，這使得國民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矛盾極難平衡，猶如行走于狹窄的刃鋒之上。另外，不斷累積的存貸差也使銀行業形成令人擔憂的金融風險。

　　高儲蓄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嗎？它對于我國的經濟，百姓的生活到底會有哪些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