挾持還是共謀 保薦人股改拉票口述實錄

　　見習記者 胡欣 北京報道

　　“我們這么做也是無奈之舉。”10月28日，北京金融街邊的咖啡館里，經業內人士引見，為推銷某即將投票的上市公司股改方案而奔走于各地的某券商投行部老總坐到了記者對面。操著濃重的江浙口音，他向記者“沉痛”地講述了股改拉票的故事，“為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組建了7個人的團隊。”

　　其時，盾安環境(609011)、中金嶺南(000060)、百科藥業(000627)、濱海能源(000695)、大楊創世(600233)、雙鷺藥業(002038)、上海建工(600170)、龍元建設(600491)、太工天成(600392)、申通地鐵(600834)、都市股份(600837)正在投票進程中。

　　三天后，第一批股改40家公司方案悉數獲得通過，平均贊成票率88.67%。

　　但是，相比較高的贊成票率，首批股改公司表決的流通股東參與率平均只有37.42%，最低為12.91%，流通股股東似乎對股改投票的參與興趣已不再高漲。

　　“拉票”

　　股改方案擬定后，根據上市公司提供的流通股股東名冊，按照股東性質、持股數量對股東名冊進行分類，對不同類別的投資者，安排專人負責“教育”工作，這在業內早已不是秘密。

　　但具體攻略不同，所謂“見人下菜碟”。

　　“持股分散的普通投資者，我們會盡量避免他們投反對票。”上述投行部老總告訴記者，“不至于出現某些媒體報道的阻撓投票的事情。我們至多是在服務上不那么積極。”

　　而對于那些持股相對多些的投資者，包括自然人，也有一些機構，保薦人一般會通過營業部先了解他們的投票意向，輔之以相應的公關手段。

　　“高檔娛樂消費、小禮品，這些常用的公關手段應該會有，太出格的做法還沒有聽說。畢竟這兩類投資者的單個持股數量不大，沒有冒險的必要。”當記者追問營銷手段細節時，投行經理如是說。

　　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股改至今大股東支付對價水平較為平均，這兩類投資者對股改投票并不積極。經紀業務市場競爭激烈，營業部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與客戶溝通，這兩類投資者并沒有牽扯保薦部門太多的精力。

　　關鍵是單個持股數量大的機構投資者，特別是出現少數幾個機構投資者持股集中的情況，就要復雜許多：

　　首先，通過公司層面進行溝通，同是投資機構，可能會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共同點。

　　其次，利用公司股東間可能存在的利益關系進行溝通。

　　最后，在沒有效果的情況下，才利用私人關系進行公關。

　　“據我了解，有基金經理卷了進來，收受了數目巨大的‘公關費用’。”一基金研究人員曾經向記者透露。

　　事實上，有關基金經理“索賭”的事情在業內早已風傳：第三十次基金業聯席會議上，

　　“股改伊始投行只有單一業務，政策又只允許操作單一項目，誰都不愿意看到手中項目遇阻，壓力之下有人難免會做出不理智的舉動。”投行部老總如是作結。

　　挾持還是共謀？

　　問題隨之而來。

　　有人士認為，此種行為是通過不正當手段，操縱

　　但是，“只要在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投行拉票無可厚非。在制度上界定公關與賄票很難，除非有確鑿的證據請求司法介入。”有股改問題專家向記者表示。

　　根據相關規定，對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做出決議，必須經參加表決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并經參加表決的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對于部分基金持股比重較大的上市公司來說，基金的投票傾向對于方案能否通過至關重要。

　　上述基金研究人員分析，基金公司有詳盡的操作流程，投資決策委員會不可能事無巨細，只能安排具體負責的基金經理或研究員去上市公司談判，而后根據基金經理或研究員出具的報告做出判斷。在沒有參與實際談判的情況下，投委會也不會輕易否決基金經理或研究員的報告提案。“有心人”便覓得了機會。

　　于是，低投票率、高通過率的現象，被人指責為“機構挾持了股改投票”。

　　“不存在挾持一說，如果要用一個詞來表示的話，‘共謀’更加合適。”一股改專家笑言。

　　股改表決機制的設計初衷，就是要各股東通過博弈形成最終支付對價的方案。

　　而事實上，非流通股股東為了盡可能少地支付對價，通過其他利益輸送等方式，與幾個持股數量較大的機構投資者“共謀”了股改投票。在這個過程中，普通投資者話語權有限，放棄投票也是自然的事情。

　　“設定一個最低投票率是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教授堅持著一貫的觀點。

　　他認為，通過提高投票率，把更多的流通股股東納入到公開的博弈中來，而不是任由某些股東“臺面下”達成協議，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