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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顧子明
這幾年，制度經濟學在我國受到重視的程度可謂是一言九鼎，幾乎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成了這一學說竭盡全力的追捧者。尤其是在論及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上，幾乎只能聽到的唯一的一個聲音就是產權改革，而產權改革的目標無非就是將國有資產變賣、即使是無償贈送也在所不惜。從中西方產權性質的比較來看，國有資產代理層次多，產權歸屬缺乏具體
而明確的所有人，被認為是國有企業效率匱乏的因素。但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否產權一旦明確界定以后，必然導致社會總福利的增加呢？
無論人們多么崇尚自由，但真正贊成實行無政府主義的人恐怕還是寥寥無幾，完全放任自流的經濟體制也只不過是一個烏托邦。只要看看美國新奧爾良市在遭受颶風襲擊以后，由于管制暫時的失效而出現的一度失控的局面，就足以證明缺乏管制下的人往往會野性大發，就會做出危及社會和他人的暴行來。盡管管制是有成本的，但在缺乏管制的情況之下，會使社會遭受更大的傷害。為此，不管是對于社會活動還是對于經濟活動來說，管制始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抑制劑。這就如同汽車上的剎車一樣，缺乏管制的經濟和社會就會陷入瘋狂而自我摧殘，以至于毀滅。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及這樣一個問題，產權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唯一元素。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管制的條件之下，私有制必然會極度擴張其掠奪性的一面，進而導致社會總福利的遞減。對于這一點，只要看看如今不斷發生的煤礦事故，即可從中找到答案。在幾乎所有的礦難事故中，肇事者無一例外的都是私營業主。礦主們想盡一切辦法，通過各種手段，都要與當權者勾結在一起。無非是想通過這種途徑，以使管制失效，將自身的利益極大化。盡管國有煤礦也曾發生礦難事故，但所占的比率要小得多，這是由于管制在那里能夠有效實施的緣故。
其實，官煤勾結的實質就是通過尋租的途徑來削弱管制的力量，最終使管制行同虛設、有名無實。解決的路徑，當然在于打破官煤勾結的聯盟。如何打破，顯然又不是一道撤資令就可以解決的。一方面由于觸及到了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自然會受到強烈的抵制。另一方面則由于管制成本隨著管制路徑的增加而急劇上升，令管制效率大打折扣，這早已經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正是由于管制成本的存在，有時甚至會很高，反而成了抗令者得以蒙混過關的安然屏障。這就是在撤資禁令期限到來的時刻，撤資者依然寥寥無幾的原因所在。因此，對于任何一項制度，如何做到真正使其落在實處，除了要考慮制度本身的建設以外，還必須考慮管制效率的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在藥品價格管制上的屢屢失效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自1997年10月以來，國家對15種抗生素藥品和32種生物制品已實行了17次的降價，而累計降價金額亦超過了340億元。但從降價后的實際效果來看，老百姓從中得到的實惠并不多。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市場當中，患者用藥的決定權又全部由醫生掌握的情況下，僅靠一紙限價令是無論如何發揮不了多大作用的。醫生可以不再開降價的藥，藥廠也可以不再生產降價的藥。也可以通過改頭換面，新瓶裝舊酒的辦法，給藥換個名稱、換些劑量的手法，巧立名目地來回避管制。而監管者要從中一一鑒別出真偽來所要花費的成本之巨大，令有效管制幾乎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在醫藥行業中，各種所有制形式一應俱全，競爭亦不可謂不激烈，但依然未能解決利益團體通過共同竄謀來對患者的剝奪。
顯然，僅通過產權變革來推動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是不現實的。私有制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充滿了血腥掠奪的稟性，在其自私天性的驅動之下，不會必然地促進社會總財富的增長。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管制的條件下，強勢者對弱勢者的剝奪就是一種必然。因此，制度建設不僅僅是一堆公文，更重要的還是要看管制能否到位，是否有效。否則就只能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廢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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