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時評)　擴大內需：收入與匯率政策為核心

　　滕泰，經濟學博士，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師、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為《價值創造與證券公司成長》、譯著《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演講集》。

　　目前國內經濟學界普遍擔心中國經濟增長有通縮或者產能過剩的風險，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要啟動內需，可是中國國內的消費增長速度并不低于10％，這樣的速度跟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相比都不能算低。

　　所以，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是產能過剩。只有從需求、供給和國際財富分配三個層面分析才能搞清楚問題的本質。

　　調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是信貸而非利率

　　主流經濟學家都想當然地認為，利率越低越有利于降低儲蓄、刺激家庭消費；反之，利率越高則越刺激家庭增加儲蓄、減少消費——但這只是一種假設，其前提條件是居民的儲蓄存量為零或很低。

　　對于那些已經積累起一定規模儲蓄的居民而言，可能出現相反的狀況:利率越高，已有儲蓄的收益越高，可期望的未來收益也越高，從而沒必要增加更多的儲蓄，反而會增加當期消費；反之利率越低，則現有儲蓄能夠獲得的未來收入越少，因此居民需要更多儲蓄以防未來，當期的消費反而越少。

　　凱恩斯理論誕生于歐美國家，對于這些地區的現實操作意義遠遠大于亞洲地區，每一次降息都能夠產生一定的消費刺激效應；而對于有傳統儲蓄偏好，更喜歡著眼未來的亞洲地區，尤其是日本和中國那些擁有一定儲蓄的富裕居民而言，越是增加利率，越是提高他們當期消費的信心。

　　除此之外，亞洲企業對利率的反應敏感度也比不上歐美企業，中國的國有企業和銀行一向只對信貸政策敏感。2004年，中國政府的信貸政策調控雖然飽受西方經濟學家的批評，其效果卻出乎意料的明顯——如果當初聽西方經濟學家的建議調整利率，效果就難說了。

　　其實對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言，信貸都是調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在每一輪經濟周期性變化中，商業銀行信貸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經濟的某一部分，尤其是

　　為什么貿易順差國總在亞洲

　　亞洲人民數額龐大的儲蓄，不僅支持了本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支撐了西方某些赤字大國的財富和經濟運轉，可是大部分亞洲國家政府并不能認識到這一點，而是徒勞地照搬西方貨幣政策，不斷壓低本國的儲蓄利息收入和勞動力要素收入，從而使財富源源不斷地輸出。

　　低廉的儲蓄資本收入導致亞洲國家巨額資本外逃，而上述資本項目盈余并不能平衡巨大的貿易順差，因為低廉的外逃資本遠遠不是亞洲向世界輸送利益的主要方式，出口貿易中包含的低廉的要素價格，才是亞洲財富流失的根源。

　　尤其是對于中國而言，勞動力要素收入被極大地壓低。沒有私有產權的土地，使大部分中國企業產品價格中只包含了少量的地租要素成本，大部分國有企業幾乎不考慮地租成本而把這種土地要素收入免費搭配在產品中輸送給進口國。

　　就資本要素的成本而言，除了中國因為商業銀行保持了過寬的存貸款利息差而使企業的融資成本有所提高之外，大部分亞洲國家企業都能夠享受到本國高額儲蓄和低廉資本的好處，并且把這種好處廉價折進出口產品中，創造巨額貿易順差。即使是中國，總體上大部分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都能享受到價格低廉的股權資本和債務資本。至于產品中包含的技術和知識產權成本，亞洲更是普遍低于歐美。

　　因此，所有要素價格的普遍低估，決定了亞洲國家肯定是全球的制造業中心，中國更是全球企業利潤和居民福利貢獻中心，因為中國除了勞動力、地租被間接廉價出口，資本被直接或間接廉價出口外，還有匯率本身造成進一步的嚴重低估。

　　收入、匯率政策必須與信貸、稅收政策相結合

　　中國的產能過剩和內需相對增長緩慢都是因為開放經濟下生產要素定價過低，低估的

　　提高利率，尤其是提高存款利率也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完全沒必要讓壟斷經營的商業銀行保持幾乎是全球最寬的存貸款利息差。壓縮商業銀行存貸款利息差，還可以增加商業銀行經營壓力，迫使其增加信貸投放規模，有利于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減少通縮風險。

　　此外，政府必須適當考慮國有企業的土地占用成本，否則對于國內其他企業是不公平競爭，包含在出口產品中則免費轉讓了本國的地租收入，還有可能導致貿易摩擦。

　　對于因為提高工資、利率、地租而引起的企業成本提高，主要應該通過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提升來消化。對于短期的企業經營壓力，政府應該通過降低稅率加以對沖。

　　執行收入政策、提高生產要素價格和提高人民幣匯率主要是調節國民經濟的支出結構，有利于增加消費、控制投資，降低外需增速、提高內需增速，但是兩項結構調整政策都帶有總量調節效應，因此必須配合其他措施加以對沖，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降低稅率是供給學派對付通縮、刺激經濟的主要政策主張，而中國政府比全球任何政府都具備減稅的條件，這不僅因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的稅基擴大，而且因為中國的土地國有產權可以提供大量的國家地租，以及國有企業資產應該提供的股息回報，都可以彌補降低稅率引起的財政收入下降。

　　信貸擴張是另一項必須執行的對沖政策，不管是通過調低存款準備金率、減少商業銀行存貸款差額，還是通過窗口指導政策，中國在建設起一個強大、繁榮的資本市場體系之前，信貸的持續擴張都是保持經濟活力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如果信貸能夠保持穩步擴張，那么

　　當然，減稅和信貸擴張作為對沖政策的提出，并不意味著這兩項政策的目的就是為了均衡，因為經濟活動的目的是財富的增長而不是“均衡”。所以減稅和信貸擴張的政策重心也在于如何在盡快提高本國要素收入的前提下，實現財富的較快增長。

　　總之，中國實現財富持續增長的關鍵，不在于僅僅通過財政支出調節和利率升降進行周期性地調整，而應該以收入政策和匯率政策等結構政策為核心，以信貸政策和稅收政策為對沖和推動手段，持續地提高居民工資收入和儲蓄收入，同時壓縮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差來迫使其增加信貸投放，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活躍消費，提高儲蓄資本的利用效率，并通過本幣匯率和產品出口價格的穩步提升逐步減少國民財富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