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德隆重組的四股力量

　　華融、地方政府、銀行債委會乃至德隆舊部，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重組進程

　　文/本刊記者 杜亮 胡海巖

　　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中國曾經先后對若干家已資不抵債、瀕臨破產、涉及國內國際眾多債權人的企業，如中農信、海發行、粵海集團等實行關閉、重組或破產，其中尤以

國有金融機構、信托投資公司為主。重組的方法通�；蛴蓢�有金融機構托管進行資產處置、清算以償還債權；或在政府主持下，注入新的優質資產，完成重組再造。無論是國有金融機構主導，還是地方政府操盤，這種“公對公”的主體對接都打上了強烈的行政色彩。而其結局則多為關閉、解散。

　　這是典型的“中國式重組”模式。只不過現在它的對象換成了德隆這樣一家民營企業。廣為期待的“市場化重組”嶄新案例并沒有出現。其根本原因在于，對危機企業的處置實質上仍是由政府主導。

　　“華融總給人一種官方的感覺，在資產處置過程中帶有很濃重的行政色彩，不是一個平等的市場經濟主體在買或者賣一樣東西。所以華融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不一定會遵守游戲規則�！币晃粎⑴c德隆系企業的競買者認為。

　　影響重組結果的四股力量

　　如果說華融體現的是更高層級的行政力量的話，那么在德隆自救直至分拆處置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顯然很關鍵。德隆被托管后，華融、地方政府、銀行債委會乃至德隆舊部在資產處置上，則各自發揮著大小不等的作用，構成了影響重組進程的四股力量。

　　德隆危機出現后，新疆自治區政府即成立了“德隆危機處理小組”。因為德隆的興衰不僅關系到新疆的形象，而且德隆在新疆有大量的實業企業，其存亡關系到當地社會的穩定。

　　在新疆

　　地方政府對于德隆重組的影響，從局部反映出“中國式重組”的特點。

　　債權人無法主導重組

　　此次德隆被托管，重組和資產處置由華融主導，應該沖在前面的債權人退居幕后，即便是債委會對重組方的選擇有否決權，也已失于先手。

　　德隆在瘋狂地融資并購擴張路中，也曾像亞洲金融危機前的韓國大企業一樣，迷信過“大馬不死”的

　　在韓國大企業重組中，起主導作用是主要債權銀行，由債權銀行領導企業進行財務、業務調整以及產權和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1998年11月17日，韓國前五大財閥與他們的主要債權銀行：現代與韓國外換銀行、三星與韓一銀行、LG與商業銀行、大宇與第一銀行、SK與第一銀行，簽署了融資協定，并達成四項主要融資條約。這些財閥集團將精力集中于他們核心的經營部門并清理非核心部門的子公司；將資產負債率降到200%以下，通過企業資產重組、今外資合作、出售資產等形式改進資本運營結構；要完全取消子公司之間的交叉擔保；財閥提出改進公司治理體系、加強公司財務方面的透明度。

　　同時，為了監督五大財閥重組計劃的實施，五大財閥每季度要向債權銀行提交計劃。如果財閥未能提交計劃，債權銀行有權立即中止信用貸款或采取其它糾正措施。

　　對于那些有生存能力的子公司，債權銀行立即提供新貸款，同時終止給那些被認定為無生存能力的銀行提供新貸款。

　　此外，為糾正企業胡亂借貸的行為，五大財閥與它們各自的債權銀行簽署了財務條約，提出將它們的子公司由1995年末的272家大幅度削減到2000年底的136家。

　　在企業重組整個過程中，韓國政府只是起到協調和提供立法保證的作用，完全放任進行市場化重組。而中國對危機企業特別是金融或類金融企業的處置基本特征是行政性的，沒有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博弈。由于市場主體缺位，國內目前進行的危機企業重組中，基本上停留在財務調整償債的初級水平上。

　　明斯克破產案

　　德隆重組中的一個孤例

　　華融對于德隆托管和資產處置，整體上走的是法庭外“破產重組”或“破產清算”的道路。其間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明斯克破產案。明斯克航母是德隆系目前惟一一家進入破產程序的實業公司。今年2月28日，經債權人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分行申請，明斯克由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破產還債。當天，深圳中院召集了包括建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等8家債權銀行和一位自然人在內的9位債權人召開了明思克航母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法院的介入，意味著華融對這一德隆資產處置權的喪失，也讓華融略顯尷尬。

　　德隆危機爆發后，各債權銀行曾經發動追債潮。后在

　　明斯克破產案盡管只是孤例，但它反應的是行政主導下的危機企業處置與債權人主導下的危機企業處置的矛盾。其結局不論如何，在德隆重組中，都會記錄下值得人們思索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