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進外資不能盲目跟風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

　　記者尚曉陽

　　夏斌認為，改革的成本已經讓國人來承擔了，改革的收益同樣應該盡可能讓國人來享受。只要能夠給銀行帶來好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不管是什么樣的投資者都應該歡迎。

　　引進外資須做到“三不能”

　　記者:有不少人提出，為什么一定要吸引外資機構做戰略投資者，讓外資機構享受超國民待遇，反而把國內的企業邊緣化。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夏斌:我認為，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要做到“三不能”——不能刮風，不能勉強，不能在內部下達行政指令。聽說有關部門對有些金融機構內部下指令必須要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這非常不合適。

　　事實上，我們不是缺資金，是缺管理，缺技術，缺市場經濟下的銀行文化。因此，引進戰略投資者，是為了選擇有優勢的，有經營亮點的，在差異化管理方面有特點的投資者，哪怕不是大銀行是中型銀行。條件不合適，就不勉強，更不能下指令。

　　我們在吸引戰略投資者時常常對外方做出種種承諾。承諾應該是雙方的，我國的銀行也要盡可能讓外方投資者提出要求，在引進管理文化、團隊和專業技術等方面對我們做出承諾，條件要談得具體。我們歡迎你進來，你看中我們的網絡、市場、客戶等優勢，但是你有什么好東西給我？不能只是有錢。

　　特別是在談判期間或者是在雙方接觸初期，我們要當心一些所謂的技術援助項目，不排除有些機構很可能打著無償援助的旗號，通過提供管理軟件，把我們自己認為不重要的銀行客戶資料、商業秘密都拿走了。因為外資看重的就是我們的客戶資料。

　　金融安全不可忽視

　　記者:我們吸引外資進來是希望他們做戰略投資者，輸入管理經驗等等，但是外資究竟是戰略投資者還是財務投資者，應當如何判斷，規避風險？

　　夏斌:是的，我們要警惕財務投資者。既然外方在進入的時候要求我們承諾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們也可以要求他們做出承諾，包括持有股份的最低年限或其他要求，包括運用收購兼并中常用的互相參股、換股等，用多樣化的方式引進戰略投資者。

　　記者:關于這個話題，反對者最擔憂的恐怕就是外資的進入對我國金融安全的負面影響。由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不少人擔心境外投資者由此控制中國的金融產業，乃至整個

　　夏斌:金融安全問題非常重要，必須關注。特別是有些不安全因素，在正常時期是不容易被人理解、不容易暴露的。因此，東南亞和拉美國家金融危機中的現象，我們必須好好研究，吸取教訓。

　　四大銀行是否每家都需要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都需要上市？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要有戰略思考，戰略安排，個別的可以在市場的討價還價中決定。我認為應該有預防萬一的準備。

　　事實上，在股份制改造的過程中，要看到羊群效應、示范效應的影響是巨大的。當有幾家銀行改制成功之后，對其他銀行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如在目前，招商銀行、民生銀行的一些產品、工具、制度安排出臺沒多久，就會被其他銀行學習、復制。

　　還要注意的是，在引進戰略投資者中，雖然我們不會輕易放棄對銀行51％的控股權，絕對控股的問題不存在，但是仍然還要注意相對控股可能帶來的問題。此外，一家外資銀行究竟可以參股幾家中資銀行，政策上要有規定，不能沒有限制、放任不管。不能沒有明確的法規規定，只有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內部掌握原則”。因為這不僅是從金融安全角度考慮，也有維護正常的金融競爭秩序問題。

　　引入第三方投資者

　　記者:定價問題可能是中外談判時的一個主要分歧，同時不少輿論認為中資銀行在出售股權時價格過低，導致國有財富外流。您是否同意這種說法？如果是，那么有什么辦法可以改變現狀？

　　夏斌:匯金公司負責人承認，定價不高。這是因為我們的

　　因此，要盡可能減少制度成本的影響，應該引進第三方投資者，比如國內企業，保險公司，鼓勵他們投資。大量的長期資金，正苦于尋找投資對象，而政府已剝離核銷大量壞賬的銀行，基本已是干凈的銀行，完全有長期投資價值。如果法規不允許保險公司投，我們可以抓緊時間修改法規。

　　此外，老百姓手里有大量資金，可以組建“銀行股權基金”，由金融機構發行，委托基金來投資。這樣，有了第三方參與競價，總會形成相對合理的價格。哪怕競爭的結果是參股的都是國內投資者，也未必造不出好的治理結構，招商銀行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們一定要看到，改革的成本已經讓國人來承擔了，改革的收益同樣應該盡可能讓國人來享受。政府已經剝離、承擔了國有銀行的大量

　　在二級市場上市問題上，也是同樣的問題。據說有些部門領導說鼓勵中國國有企業、金融企業優先到海外上市，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這不是我們國家的金融戰略。當前國內股市不爭氣，暫時只好去海外上市，這是策略目標，不是戰略目標。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讓好企業、大企業，以及在營銷方面和國外關系不大、國外投資者不容易了解的企業，盡可能在國內上市，擴大中國資本市場的規模。

　　如果確定由于多方面因素導致制度成本很高，導致對銀行的股權定價過低，那么，與其低價賣股，不如高價聘人。這不是否定引進外資，而是重點強調做事的成本效益原則。外國銀行經營得好，有產權結構、治理結構的原因，也有高管人員能力與素質的原因。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在銀行財務重組的同時，出五百萬元、一千萬元甚至更高的價格，把匯豐、花旗的CEO聘請過來？高價聘人總比低價賣股劃算。

　　由此想到，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治理結構固然重要，在仍是國有股絕對控股情況下，銀行高管人員的市場化競聘制度仍是一項很核心的制度。中國的國有銀行只要一天不取消從上到下的行政級別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搞好的一天。因此要下決心在銀行內部盡快取消行政級別。取消行政級別與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并不矛盾。這是個改革的決心問題。只要把全體銀行的職工綁在改革的戰船上，背水一戰，面向市場，我不相信中國的銀行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