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業化經濟學家的分歧有多大？

　　文/傅勇

　　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恐怕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名字會在數十年之后頻繁出現在中國的報刊媒體上，因為往常它只會占據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個偏僻角落，或是在研究報告中偶爾露面。

　　20世紀30年代初，霍夫曼通過設定霍夫曼比例或霍夫曼系數(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資本品工業凈產值)，對各國工業化過程中消費品和資本品工業(即重工業)的相對地位變化作了統計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各國工業化無論開始于何時，一般具有相同的趨勢，即提出隨著一國工業化的進展，霍夫曼比例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理”。

　　自去年年底以來，國內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開始頻繁地對霍夫曼定理發難。其中，頗具影響力的觀點是把節能同限制重工業發展聯系起來。其依據是，目前我國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近四分之三來自重工業，而重工業是高資源、高

　　沒有人會反對節約，連富翁也不例外，除非浪費是為了滿足炫耀的虛榮心。通俗地說，經濟學是研究節約的一門學問，因此，節能贏得經濟學家的一致力挺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如何節能的問題上，經濟學家的看法卻相當對立。爭論激烈的問題之一是中國是否應該重工業化，這個問題從去年底到現在一直炙手可熱。

　　眾所周知，眼下中國資源環境方面的問題日益嚴重，專家數據聳人聽聞——難道真的是霍夫曼定理在將我們引入歧途嗎？

　　其實，就中國而言，即便是要找“罪魁禍首”，發展重工業更直接的依據更可能來自于人們的一個觀念:“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主要是重工業部門)優先發展”，因此，把責任歸咎于霍夫曼定理略顯牽強。

　　除此之外，霍夫曼定理作為一個統計現象，只是對過去經濟發展軌跡的一個總結，是否具有普遍性關鍵要看其背后有沒有經濟規律的支撐。筆者認為，撇開這種觀點的合理成分不談，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仔細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為了一個更潔凈的地球，我們真的愿意放棄寬闊的房子、涼爽的空調和便捷的汽車嗎？對此，經濟增長的懷疑論者或許會給出肯定的回答，他們認為考慮到生產消費的增加所帶來的痛苦影響，經濟增長是得不償失的。可是，在表達浪漫傷感的同時，這一肯定回答否定了人類生產發展的全部歷史。幸運的是，大多數人認為我們過去和現在的努力還是值得的。尤其是當我們想到許多國家自然資源極其豐富，人民卻生活拮據的時候，就會更加堅信這一點。

　　其次，人類耗費資源、污染環境從事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消費，這在很多時候是一個足夠正當的理由。問題不是要不要重工業化，而是我們是否愿意放棄某些消費。只要我們渴求房子、空調和汽車所帶來的便利和舒適，我們就不應刻意地限制提供這些物品的重工業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能因為重工業所帶來的能耗和污染而因噎廢食，我們需要做的是要在增加消費所帶來的收益和由此造成的成本之間做出理性的權衡，而不僅僅是追求節約。與此相連的一個問題是，產業結構升級變遷的動力源泉到底是什么？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呢，還是可以人為加以調整的？因為消費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因而，消費結構的變遷將引導生產結構的變遷，而不是相反。

　　再次，節能和發展重工業也沒有必然的矛盾。由于人類的生產活動必然會導致或多或少的能耗，所以節能只能是個相對概念。降低重工業比重固然可以實現節能，但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正是因為重工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可以在重工業領域實現大規模的節能。一些關鍵指標顯示，我國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比如，我國每萬噸GDP的能耗從1980年的4.28噸標準煤下降到了2000年的1.45噸標準煤。20年時間單位產值能耗下降64％；而同期全世界單位產值能耗平均下降了19％，經合組織國家平均下降20％。隨著循環經濟模式的創新和推廣，我們有理由期待重工業成為節能的前沿陣地。

　　最后，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樣一個現實:既然我們已經注意到能耗問題的日益嚴重性，那么為什么浪費行為仍然相當普遍呢？我們知道，生產活動其實可以抽象成一個投入產出關系，而各種投入之間的比例是可以變化的，也就是說，生產要素之間存在相當靈活的替代關系。比如，同樣是生產糧食，現在越來越成為一個資本密集型而不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那么要素之間的替代為什么會發生的呢？原因是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顯然，如果石油的價格上升，我們就會更多地使用煤炭或核能等其他能源來替代對石油的使用。因此，現實中大量浪費資源現象的存在，表明我們的資源定價并沒有反映其真實的成本，比如，給環境造成污染所帶來的費用，過渡開發對子孫后代帶來的影響，以及嚴格意義上的特許權稅(目前企業并不需要支付)。這些方面的改善有賴于資源產權的清楚界定。總之，重工業化或許是不可逾越的，但我們可以逾越的是浪費的生產技術以及落后的產權制度。我相信，仍然存在這樣一個樂觀的可能性，即通過發展節約型的重工業，我們的經濟也能夠為大多數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房子、空調和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