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證券王東明：如何拯救券商

　　本報記者 亞 楓

　　北京報道

　　數年風雨，可以一朝見晴嗎？這是眾多深陷迷途的券商們一心想要得到肯定答案的設問。

　　自打股權分置改革試點開始之后，管理層拯救券商也日漸提速。6月初，從央行欲為申萬、華安等券商提供再貸款，解決流動性問題，到近日，匯金、建銀股權注資正式啟動，拯救券商成為當下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

　　可以肯定，目前的中國券業需要一場救贖，但是由誰來拯救券商？如何拯救券商？這些問題，業內人士一直存在爭論。8月3日，北京京誠大廈三樓，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Too big to fail﹖”

　　《21世紀》：監管層正進行一場拯救券商的行動，現在的拯救方式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嗎？

　　王東明：簡單地給錢只是延長風險券商的生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近兩年來，監管層在券商的綜合治理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處置了一批高風險的證券公司。在拯救方式上，監管層似乎更偏重于“給錢”，也就是拓展券商的融資渠道。

　　但是，現在，證券公司四項基本業務卻全部處于虧損狀態：融資再融資的暫停，基本上讓券商的投行業務無米下鍋；資產管理業務誰碰誰死；股票市場長期低迷，自營業務怎么賺錢？這么小的成交量，由全國1000多家營業部來分，經紀業務的狀況也差得很。從某種程度上講，簡單地給錢，只是“續命”，無法救命。

　　《21世紀》：那券商應不應該救？

　　王東明：救還是必要的。比如一些券商，只是遇到了流動性問題，而公司本身并沒有問題，那么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為這些券商提供暫時的流動性支持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救的方式問題，我認為，風險券商的處置方式應該是關一批、停一批、被兼并一批，市場化的處置方式應該在今后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我們以前曾經犯過這樣的錯。

　　五年前，南方證券的事情出來了，卻一直拖到今天才解決，原因很簡單，“Too big to fail”。事實證明，這種理解錯了，南方沒有活下來，最終還是倒掉了，而且，五年時間，增加了多少的社會成本？這是個教訓。如果能夠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情況就會好得多。

　　現在中國大多數券商的高管們出身于國企，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讓他們根本不考慮市場的因素，因此，中國的券業，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強勁的“剛性”。幾年的市場低迷，證券營業部絲毫不見少。說白了，正是由于市場機制的缺失，中國的券業少了一種風險意識，也少了一種憂患意識。如果能夠優勝劣汰，讓不求進步者退出這個市場，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個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

　　同時犯了錯的人是被追究責任，市場上有一些人，或者把幾個億、幾十個億的資產化為烏有，或者中飽私囊，卻可以不被追究責任，可以逍遙法外，被市場禁入了幾年之后，又再次活躍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對誠信的極度破壞。不守法者沒有得到應得的懲罰，那么，守法者就會試圖越界，照此下去，市場的規則將被嚴重破壞。

　　《21世紀》：市場化運作有沒有前提條件呢？

　　王東明：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保證金第三方存管，也就是說，保證金和客戶資產應存放在你想挪用也無法挪用或者需要花費巨大成本才能挪用的地方。為什么我們的證券公司一出事，就會引起社會問題？因為，問題券商的問題就在于他們挪用了客戶保證金和其它資產。這些券商一旦東窗事發，就會牽扯到成千上萬個人投資者以其家庭的利益，就會演變成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監管層絕對不能坐視不理，只得出手相救，要么救券商，要么為這些券商背下個人債權。

　　如果所有券商的客戶保證金放在銀行里，讓券商與客戶保證金之間建立起嚴格的防火墻，監管層就可以安心睡覺了。實現了第三方存管之后，券商出了問題，蝕掉的也只是股東的資本金，與社會問題搭不上邊，這樣的話，就可以該關的關，該停的停，該并兼并的就被兼并。券商的風險處置問題自然就簡單多了。

　　恢復“造血功能”

　　《21世紀》：可是問題在于，現在不保命就沒辦法以后救命。

　　王東明：這是種誤會。實際上，券商現在患的病是“白血病”，是他們自身的造血功能喪失了。如果不恢復“造血功能”，現在輸多少血都是枉然。但是市場卻忽視了重要的一點，券商自身是具有造血功能的，或者說是還有這種能力的，關鍵是，這種能力被剝奪了。

　　因為券商是市場主體，本身具有逐利的特性。逐利的驅使下，券商會有一種創新的沖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換句話說，創新是券商造血功能恢復的關鍵所在。

　　目前，大家都在談創新，但是體制創新、產品創新對所有參與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要承擔責任，敢冒風險。創新都是從一個一個具體的實例發展起來的，要把創新從實驗室轉化為社會產品，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門是否敢于承擔責任。我認為，正常的情況下，市場總是大于法律的力量，大于行政的力量，市場永遠都走在監管的前面，監管是在市場充分發展之后，再對其進行規范。

　　然而，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創新是需要審批的，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監管層一邊在鼓勵創新，一邊卻又害怕創新，生怕創新會給惹出什么亂子。我想亂子是不會輕易發生的，同時，創新是有成本的，初期的“混亂”正是創新的成本所在，當這個成本付出了，今后，創新剩下的就只是如何收益和收益多大的問題了。可是現在呢？不要說創新，就連作為投行的最基本的功能，比如證券定價功能、配售對象的選擇，都被嚴格限制。

　　《21世紀》：券商現在就可以做的業務有哪些？

　　王東明：有很多業務，只要經過簡單的規范，券商現在就可以做。比如，“做市商”就可以馬上開閘放行。對于一些交易不太活躍的上市公司股票，有實力的證券公司完全可以承擔起做市商的角色，同時掛出買盤和賣盤，即活躍了市場，券商又可以從中獲利。

　　另外，“信用交易”對于市場和券商來說，也不完全是個“壞蛋”。只要相關框架搭建起來之后，對風險進行有效控制，券商完全可以嘗試。在成熟的資本市場，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但是在中國，情形剛好相反，資本市場只能完成規定動作，絕對不許自選動作。長此以往，市場的參與者喪失了活力，喪失了創新的沖動，遇到困難時，還會象以前那樣，不是找市場，而是找政府。

　　《21世紀》：“市場與監管”的問題是個理論界的難題，對于券商的監管，您有什么建議？

　　王東明：時機成熟的前提下，監管層應該給予券商更多的自主權。監管層的職能主要是監管，不在管理。監管層更多的是要立規矩，并且使這些規矩能夠得到尊重。因此，監管層應該將一些權利，比如審批權、人事任免權交給公司、交給市場。監管層的職能不是避免市場犯錯誤，而應該是在市場犯重大錯誤前，能及時阻止。顯然，現在來看，監管層在這方面的職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否則，證券公司不會如此積弊叢生。

　　同時，對于券商或者市場的另一個監管力量來自于監管之外，比如媒體。這是值得充分利用的力量。雖然媒體有時候會犯錯，有時候會顯得粗糙，但媒體還是能夠發現一些正常情況下不容易發現的問題。對于媒體發現的問題，只要監管層稍加重視，就會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起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