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把不起眼的事變成生財之道

　　記者尚曉陽

　　談到自己，湯敏的話總是很少。談到大湄公河的一條條公路一座座大橋，談到亞行正在山西開展的煤層氣項目，談到他和幾位經濟學家在北京開辦的保姆學校，湯敏的話便多了起來，很有興致，也很耐心，像個和藹的老師。

　　湯敏是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副代表兼首席經濟學家，他說，開發銀行做的事情很雜，但是非常有意思。他們把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變成生財之道，變成能投融資的項目。

　　見證大湄公河成長

　　7月初，第二屆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領導人會議在昆明召開。

　　大湄公河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能有今天，亞行功不可沒。1992年，亞行發起這一合作，成員國包括中國、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十多年來，大湄公河在交通、能源、電信、環境等領域啟動了一百多個合作項目，動員資金近35億美元，其中亞行直接項目貸款11.8億美元，技術援助1.4億美元。

　　看到大湄公河的今天，湯敏心里很欣慰，“要知道，這些地方原來是各國最窮的地方！”到今天，這一次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增加了3倍，出口總額增長了6倍，區域內出口增長超過了10倍。過去幾年中，次區域各國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超過6％。

　　湯敏是伴隨大湄公河的發展一路走過來的。1989年，他從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經濟系博士畢業以后，便進入亞行位于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總部，開始了區域經濟合作的研究工作。當時，他在亞行發展研究中心供職，研究的領域包括亞洲經濟合作、亞洲債務問題、亞洲各國的經濟問題等。

　　亞洲經濟合作真正熱起來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而亞行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開始推進這件事情。博士剛畢業的湯敏恰好趕上這個時候，“當時我們很清楚，這是非常具有潛力的領域。”亞洲在很長時間里是一盤散沙，歷史上的多次戰爭把亞洲分成不同的意識形態和陣營，亞洲各國也認為自己的出口市場是北美、歐洲，亞洲內部的合作意義不大。“我們一直反對這種看法，因為亞洲國家的主要市場實際上還是在亞洲，亞洲合作有巨大的潛力。”

　　湯敏和他的亞行同事們為亞洲經濟合作打造出一個全新的模式——成長三角區，或者叫次區域經濟合作。如果說經濟合作是全世界的共同特色，那么次區域經濟合作則是亞洲特有的。它不是整個國家和整個國家的經濟合作，而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和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合作。就拿大湄公河為例，中國的云南、廣西就作為區域中的一部分加入其中。這個投資了幾十億美元的合作項目在十年前、十五年前為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湯敏和他的亞行同事堅信大湄公河能夠成功。

　　相比以減低關稅等貿易合作為主的歐盟合作，亞洲次區域合作更多強調全面的合作——對于連基礎設施都很缺乏的大湄公河區域，先要把路建起來，把橋搭起來，把能源做起來，它才擁有發展經濟的基礎條件。“這對于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不像歐洲國家，路早已經在那里了，減低關稅就可以了。亞洲不同，合作談得再多，道路不連通，什么都沒用。”大湄公河的合作是全方位合作的一個典范。一條昆曼公路，穿過中國、老撾、泰國三國；云南發的電，可一直送到泰國；旅游更可以從云南一直到泰國，貫穿幾個國家，大家共同開發、共同做廣告。大湄公河的合作甚至延伸到禁毒、防艾滋病等方方面面，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合作。

　　打了幾十年仗的大湄公河地區，各國之間曾充滿相互不信任的情緒，如果沒有一個中立的組織來推動，幾乎不可想象它們能很快地成為親密的伙伴。起到這個特殊作用的協調員就是亞行。“從90年代初我們就開始推動這個項目，不斷地寫文章，和各國政府談，制定長期的規劃。”湯敏那段時間經常去當地做工作，鍥而不舍的推動工作漸漸消除了各國之間的隔閡和猜忌。夫人左小蕾回憶說，那些地方天氣炎熱，生活艱苦，有些地方也不太安全，湯敏一去就是幾個星期，非常辛苦。

　　關注“小事”

　　2000年，亞行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同年湯敏回國，任亞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在負責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經濟研究時，湯敏曾幫助當地設立專業的小額貸款銀行，并給國內寫文章介紹經驗，“我們不只能從先進國家學來東西，發達國家畢竟離我們比較遠，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意義往往更大，小額貸款就是從落后國家學來的東西。”

　　回國后，他發現，在國外小額貸款試點一段時間后，很快就發展壯大，有些還升級成全國性的銀行，但在中國，10年前的小額貸款試點到了10年后還是試點，只是從三個村子變成五個村子。他和幾位經濟學家感到，如果還是按照老路走，在很小的范圍內進行重復性的改革，肯定會繼續耽誤時間。于是，他們開始管閑事了。十幾年前，湯敏和茅于軾等經濟學家在山西省的呂梁地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民間小額貸款扶貧項目。這個項目至今仍然運行良好，從幾百元起家，到現在已經有120多萬元的收入。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他們正在考慮把這一試點擴大到縣一級甚至省一級的項目，較大規模地對貧困農民貸款。

　　有了辦事處，亞行在中國的項目也更加有聲有色。推動亞行的投資改革成為湯敏回國后一項主要工作。中國已經有那么多外匯，為什么還要找亞行借錢？亞行怎樣把國際先進經驗介紹進來，解決需要解決的問題？這都是湯敏常常思考的問題。

　　采訪中，湯敏給了記者幾份資料，都是亞行正在做的項目:《加快開發利用煤層氣，提高采煤安全性》、《關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面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建議》、《從實行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入手，進一步減輕農村負擔》……

　　粗略一看，這么大的開發銀行，怎么關注的好像都是些小事、雜事？“別看很雜，但是特別有意義，而且往往被人忽視。”湯敏笑著說。

　　談起這些項目，湯敏的話多了起來。煤層氣、農村“低保”、虛擬電廠，這些看似和銀行八竿子打不著的雜七雜八的東西，在他嘴里似乎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煤礦總是發生瓦斯爆炸，但是不挖煤也不行，怎么辦？”亞行研究發現，在采煤之前先把瓦斯抽出來，可以使煤礦生產中的瓦斯涌出量降低70％－85％，大大消除安全隱患。而且，抽出來的瓦斯還可以用來發電。去年，亞行批準了兩項煤層氣開發利用示范項目，分別位于山西和遼寧，一共投資近2億美元。

　　湯敏告訴記者，根據《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減排配額可以進行買賣，山西的項目就向世界銀行排放交易基金賣出了溫室氣體的十年減排額，光是這一項就能收回2000多萬美元，還不算發電的收入。

　　這樣的好事，為什么沒有人做？“沒有良好的投資機制——沒有人知道這個事情，沒有人知道投資這個能賺錢，因此需要亞行的介入。”湯敏說，現在他們正在研究把山西小煤礦的瓦斯抽出來，集中利用。“這里的投資機制怎么樣，怎樣協調起來，我們還在研究。這些事情做成了，不是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嗎？”

　　正在發生的電荒自然逃不過亞行的視線，他們正在涉及能效電廠的項目。“只要我們的耗電量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未來10年根本不需要新建發電廠。但是我們的現狀是，浪費可以賺錢，建發電廠可以賺錢，但節約不能賺錢，所以沒有人做。”

　　把沒有人做的賠本買賣變成金礦，就是開發銀行要做的事情。

　　“農民怎么增收？糧價不能再提了，稅收都減了，下一步怎么辦？”亞行提出實行農村免費教育，通過減負實現增收。亞行估計，如果分兩年逐步實現農村義務教育，等于每年增加農民收入400億元。

　　“這些東西看似小事，但都是大事。”湯敏把關注“小事”總結成開發銀行的一個特色。另一個特點是:“如果民間和商業機構做得了，就不用我們做，就是因為民間做不了，做了不賺錢，但又是國家非常需要的，就需要我們去研究，找出一個機制，讓它賺錢。”13年前，亞行在唐山建立第一個污水處理廠的時候，誰會知道污水處理廠能賺錢？“現在根本不用我們去做，人家打破頭去建，銀行也愿意貸款。然后我們又去找別的項目，這就是開發銀行做的事情。”

　　開發銀行好像一個尋寶隊，不同的是，他們找到了寶藏并不獨自享用，而是留下來，讓更多的人來挖掘。身為開發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做的并不是學術，而是那些對社會發展特別有意義的實事。夫人左小蕾評價湯敏說:“對于亞行的很多項目，他都能提出特別有操作性的建議，這可以說是他的一大優勢。”

　　“有本事就要找出新路來。很多事情都是有解的，關鍵看我們做不做，研究不研究，思路開闊不開闊。”湯敏指著項目的推介資料說，“這些就是民間和企業不愿意做、做不了的事情，是政府和開發銀行應該做的事情。”

　　業余教育家

　　很多人最初知道湯敏這個名字，不是因為亞行，而是因為七年前的一封信。不少人現在還在抱怨湯敏，說那封信是導致今天畢業生就業難的“罪魁禍首”。

　　寫那封信的時候，湯敏還在菲律賓。1998年11月，他和夫人左小蕾把題為《擴大高校招生量一倍的建議》的信呈交給國務院領導。他們在信中建議，3至4年內使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新增學生實行全額自費，同時國家建立助學貸款系統，給有困難的學生提供貸款。

　　當時是亞洲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身處危機的中心，湯敏夫婦感觸頗深，體會到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啟動內需是關鍵。“當時國內也提出啟動內需，比如汽車、住房，但是那種形勢下很難啟動。”湯敏夫婦想到了高等教育，“教育需求是排在第一位的需求，我們國家上大學難，一個相當大的問題就是學校太小。菲律賓的適齡青年入學率是31％，中國只有2％多。”

　　他們發現，在諸多的選擇中，擴大高校招生將是一個國家投資少、刺激內需力度大，又能實現群眾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擴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億元左右的消費需求，同時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新增的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對正處在改革攻關的關鍵時刻又恰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我國經濟改革來說，這幾年的緩沖期無疑將發揮重大作用。”

　　那封三五頁紙的信很快被政府部門接受。現在，大學生數量已經超過當時的兩倍。然而，另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擴招帶來了畢業生數量的大幅增長，今年的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超過330萬。近三年來，每到七八月就聽到新聞里說如何解決畢業生就業難問題。有人說就業難“都是擴招惹的禍”，更有人把矛頭指向湯敏夫婦。

　　“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有一利就會有一弊，上大學容易，找工作就會難一些，這是不奇怪的。”湯敏聽到過類似的抱怨，并不在意，他相信自己沒有做錯。

　　湯敏關心教育不只是寫信、寫文章，他還身體力行辦教育。北京通州區的富平保姆學校，就是他和茅于軾等幾位經濟學家一起創辦的，旨在為農村來的女性提供家政服務培訓，并幫助她們找到保姆的工作。上個月，學校的第80期學員畢業，甘肅省副省長特地來到學校參觀，呆了一個下午，“因為我們做得有意義，有特色。”

　　把這樣的“閑事”視為己任，讓很多人，包括湯敏的夫人左小蕾，都欽佩這些經濟學家的為人。讓湯敏自豪的是，從2002年到現在，保姆學校走出了5000多名畢業生。“我們也不是特別富的人，投資也就幾十萬，但是創造的GDP不少，一個畢業生一年創造1萬，5000畢業生就是5000萬，四年就是億元。還有40個全職的員工，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你看，一般人不太注意這種事情，但我們照樣可以做。”湯敏說，這所非盈利的保姆學校除了保證不賠錢，還要闖出一條路，證明三件事:貧困地區的農民需要培訓才能早進城，多進城，進好城；要幫助貧困地區的農民進城；職業培訓最好由民間來做，政府往往做不好。

　　記者問湯敏為什么這么關心教育，他回答說:“每個人都花了十幾年在學校里，教育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關心教育應該沒有業余與專業之分。

　　如此愛“管閑事”的湯敏夫婦，在家里倒是萬事不管。湯敏有著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因為家里有兩位經濟學家，很多人都問他們:“你們在家里都干嗎啊？”夫人左小蕾聽了總是大笑，因為他們家里好像沒有什么家事要管，所以他們談論的也都是些“國事”。左小蕾文章寫得好，從大洋彼岸的格林斯潘講話到熱鬧的股權分置改革，她都不吐不快。湯敏很鼓勵她，還做了分工——“咱們家你就管大事吧！”

　　16歲的兒子聰明懂事，不需要他們操心，倒反過來關心他們:“你們一天到晚談經濟，太枯燥了，沒有自己的嗜好。”后來，兒子發現父母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才放下心來。

　　請左小蕾談談先生湯敏，她的第一句話是“人品很好”，“他能夠和各種人打交道，總是能看到別人的優點。我們結婚20多年了，從沒聽他說過別人的壞話。他心態很平和，永遠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