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0億不良資產改變了什么　——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追蹤

　　記者王妮娜　北京報道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競購工行4500億元可疑貸款的激戰，早已落下帷幕。在這場爭奪中，競得17個資產包(金額達2570億元)的長城資產管理公司，無疑是此次市場化競購的最大贏家。

　　“競標收購的兩千多億不良資產的接收和處置工作已經啟動。”長城公司總經理汪興益說。同時他透露，長城下半年處置政策性不良資產回收現金只要達到25億元，就可以完成國家核定的現金回收責任目標。

　　種種跡象表明，長城的商業化轉型正在提速，而工行17個資產包是追蹤此次轉型的重要線索。

　　調整戰術

　　2004年2月，國家有關部門正式確定，資產管理公司將由政策性業務向商業性業務轉型，財政部也對資產管理公司的評估和考核制定了新的管理辦法。資產管理公司的賬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1999年剝離時的政策性業務，另一部分是2004年后新批的三項業務，包括商業收購、受托處置和投資。后者的資金來源是資本金。

　　目前每家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金雖有100億元，但其中很多是固定資產，對商業性收購而言，實際上是存在資金瓶頸的，因此投資銀行和資本運營一度被認為是資產管理公司商業轉型的支點。

　　然而，2570億元工行可疑類資產讓長城的戰術悄然發生變化。此前一直被看好的投資銀行和資本運營業務退居其次，“隨著商業化資產收購處置工作的不斷推進，特別是在目前商業化收購資產已達2600多億元的情況下，有必要對‘主體’進行重新界定，”汪興益說，“從目前情況看，由于國家政策限制，投資銀行和資本運營業務在未來兩三年內，還只能作為‘兩翼’業務對待。而商業化收購處置業務已開始成為公司的‘主體’業務。”

　　據長城公司人士介紹，過去長城政策性剝離的3458億元不良資產，總戶數達190萬戶，戶均賬面價值僅15萬多元，而這次競價收購的工行可疑類資產近32725戶，戶均本金達785萬元。無論資產質量、企業規模和資產的內在價值，都與過去政策性收購的資產形成鮮明對比。

　　汪興益特別強調工行不良資產中有幾十家上市公司，“我們會有重點地選擇一部分有升值潛力的資產持續經營”。今后長城在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將有計劃地優選部分資產，留在手上繼續經營，這是長城商業化轉型的重要一步棋。

　　事實上，在長城負責資產分類的經營二部調查工行不良資產過程中，長城投資銀行部是重要參與者。長城希望通過分類，從工行可疑類資產中挖掘新的客戶，積累客戶資源，為擴大上市輔導、證券承銷和資產證券化等投行業務奠定基礎。

　　成功競購工行不良資產，顯然刺激了長城商業化收購的胃口。汪興益透露，長城正在與中國農業銀行積極接觸，同時還將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信用社有關金融機構廣泛聯系，謀求建立各種可能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為公司的可持續經營與發展尋找更多的機會。

　　體制艱難轉型

　　成功競購工行不良資產帶來的不僅僅是可持續經營資源，還有巨大的經營壓力。由于長期以來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在長城業務中占有相當比重，如何以商業化的運作模式處置工行可疑類資產，成為長城目前面臨的一大難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汪興益說，“如果把收購的這些資產比作水，把公司比作舟，經營不好也同樣可能因這部分資產影響甚至葬送公司的前途。”

　　汪興益算了一筆賬:從收購工行可疑類資產成本分析，以中標價計算成本達696億元，按年利率2.25％計算，每年要支付利息15.66億元，平均每天要支付429萬元的利息。如果用5年時間處置完畢，按人行分期還本付息政策計算，到2010年6月底還清，僅利息成本一項就將達50億元。此外還有經營管理過程中支付的人員費用、管理費用和業務費用等，都需要通過處置資產回收現金流來消化。如果最終收回的現金流消化不了這些成本，就意味著經營出現虧損，虧損就必須用資本金彌補。

　　資產管理公司的治理結構和公司形態，在建立之初是適應政策性不良資產剝離、處置金融風險組織架構現實的。但隨著商業化轉型，這種架構已經不太適合當前資產的運作了。

　　長城在收購工行17個可疑資產包后發現，傳統經營機制的種種弊端日益凸顯，商業性業務運行機制、管理體制和考核激勵體系都面臨再造。

　　首先，在政策性、商業性業務并存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政策性業務與商業化處置、投行業務和資本金管理等商業性業務的風險隔離？不解決這個問題，公司各類業務的經營績效就無法得到準確反映，構建激勵約束機制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各類商業性業務考核指標體系應如何構建，從而形成以收定支的激勵約束機制？隨著辦事處的自主性和相對獨立經營地位明顯增強，總公司應如何處理和各辦事處的關系？這正是商業性處置與政策性處置的主要不同之處，同時也是直逼長城商業化轉型的難題。

　　長城目前正在試圖建立分賬核算的經營管理體制，以準確反映各項業務的成本收益情況。公司最近還印發了《商業化不良資產經營考核辦法》，試圖建立以“盈虧論獎懲”的激勵體系。隨著政策性處置業務的退出舞臺，長城還將面臨資源配置的難題。公司人士表示，工行可疑資產包加劇了資源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在商業化經營的大原則下，長城計劃將機構、人員和費用向資源豐裕的地區傾斜。

　　而在這一切之后，國有獨資的產權機構和缺乏董事會的治理結構，將成為阻礙包括長城在內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業內人士指出，如何加強內控機制，按照商業化運作規律對業務流程進行再造，將最終決定長城的轉型之路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