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博弈》一書中曾指出，美國經濟之所以超過英國，且將阿根廷遠遠拋在身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擁有成熟、發達的資本市場。

　　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改革開放30年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國創立并大力發展了屬于自己的資本市場。

　　在他看來，中國資本市場正在推動著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全球金融危機說明：虛擬經濟的發展必須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要借鑒美國教訓，平衡市場創新與審慎監管；尤為重要的是，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通過資本市場的發展，實現中國金融產業的市場化，以此推動中國未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推動市場經濟體系建設

　　《21世紀》：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至今，取得了哪些明顯的成就？與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完善是怎樣的關系？

　　祁斌：資本市場在中國經濟中，過去十幾年中從后臺走向前臺，未來是中心舞臺，這是毫無疑問的。

　　改革開放初期，有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曾提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完善，所以不宜發展資本市場。但是，事實上，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就是通過資本市場的發展，推動或加速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從我國資本市場的發生發展的歷史來看，總體來說，應該說還是起到了這個作用。

　　首先，資本市場使得中國的企業有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定價方式。近年來，關于中國企業轉讓或被外資并購有很多爭議，很多企業轉讓以后一上市，發現價格漲了很多倍，為什么？因為我們一直缺乏一個給中國的企業進行科學定價的平臺，缺乏一個強大有效的資本市場，所以長期以來我們很多企業一直是按凈資產定價。中國的企業，如果能夠達到標準的，都應該在參與世界經濟循環之前走向資本市場，這樣就有一個合理的定價方式。現代金融理論最大的一個發現就是，企業的價值決定于它未來能產生多少利潤。怎么才能知道未來的盈利呢，必須要通過資本市場來定價，博弈的對手越多，價格越接近價值，這對中國企業的定價方式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第二，引進現代企業治理結構。資本市場提供了更多的監督機制，讓中國的企業治理結構能夠更完善，同時拓展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例如，我們的一些國有商業銀行在上市前，很多國際機構曾有過非常悲觀的看法，通過改制上市，完善治理結構，市值已經躋身于全球五百強，這個過程中，國有資產的價格上升了數倍，為什么有這么大價值的提升？因為有了市場力量的約束，有了更多的人在監督，所以治理和決策過程會有很大的進步。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是一樣的，很多民營企業放棄一些股權換來更好的治理結構，實現了價值極大的提升，也為其未來在國內和國際市場實現橫向和縱向的并購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對企業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對企業家自己也是非常有利的。

　　《21世紀》：資本市場對我國走向世界強國還將發揮怎樣的重要作用？

　　祁斌：我們的市場是從1990年開始，到今天18年，我們總的來說是發展比較快的，中國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現代金融體系，才能夠真正走向世界經濟強國。

　　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有兩種路徑，一種路徑是簡單地把GDP做到很大，沒有高科技，也沒有技術含量。恰好看到近期的《環球時報》上面有一篇文章講到，中國目前的GDP總量已經達到350個阿爾巴尼亞，但是人均GDP比全球第96名的阿爾巴尼亞還要靠后。另一種路徑是不僅要有龐大的GDP，還要有足夠的技術含量，要有科技產業，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大國，而做到這一點一定要有以資本市場為主的現代金融體系的支撐。也就是說，中國遲早要面對一個龐大而復雜的資本市場，一定要學會管理和駕馭這個市場，才能真正走向現代經濟。

　　凡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資本市場都是比較發達的，也就是說一個有效的、強大的資本市場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推動力，如果資本市場比較落后，可持續發展能力就稍顯不足。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1975年到2000年25年之間，幾十個國家的平均發展速度和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高度相關，所以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發展資本市場。

　　服務于實體經濟

　　《21世紀》：在你看來，目前我國實體經濟中的哪些問題是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來解決或改善的？

　　祁斌：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世界上的一個奇跡，一個大國的經濟連續30年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長，確實很了不起。但是走到今天，中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發現要面對兩個轉型問題，一個是消費結構的轉型，一個是產業結構的轉型。

　　中國現在迫切需要從傳統經濟轉向創新型經濟。

　　舉一個例子，去年一個歐盟代表團到我國沿海地區的一個省份去調查，因為這個省的打火機在歐洲賣一個歐元以下。現在的打火機非常復雜，做得非常精制，歐洲人認為這么好的打火機成本怎么可能低于一個歐元，中國人肯定是傾銷了，所以他們來調查政府有沒有補貼，結果來了一看，發現中國人非常聰明，把原料循環使用，最后平均下來，一個打火機的成本的確低于一個歐元，他們沒話說了。但問題的本質是，這樣的打火機一共才賣一個歐元，利潤或許只有幾分錢，原材料價格的變化、環境保護的要求、工人最低工資的調整、人民幣的升值，任何微小的變化都足以使得這些廠家開始破產。最近的幾個月，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聽到經濟新聞里有諸如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廠破產之類的消息，原因就在于我們很多企業原來的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

　　從長遠來看，這種產業的升級和調整早晚要來，只是金融危機縮短了給我們調整的時間表，轉型的壓力陡增。壓力來了怎么辦？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它轉化為動力。

　　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轉型是今天中國經濟中最為迫切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怎么解決？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來看，資本市場是否能夠發揮功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21世紀》：對于擅長于“中國制造”的國家來說，要實現這種經濟模式的轉型是比較困難的，國際上有沒有這方面的先例可供借鑒？

　　祁斌：上個世紀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隨著戰后重建，美歐各國進行了一系列政策調整，經濟走向繁榮；50年代末期，日本開啟了經濟走向繁榮的歷程。隨后，60年代，亞洲四小龍開始起飛。

　　70年代以后，隨著初級消費增長趨緩，歐洲和美國不約而同地進入了經濟滯脹階段。日本從1989年經濟泡沫破裂進入持續低迷，至今一蹶不振。亞洲四小龍的奇跡止步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此后鮮有作為。

　　從70年代末期開始，以硅谷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在美國悄然興起。從那時起，美國的計算機、半導體、生物技術、網絡等高科技產業相繼涌現并迅速在全球確立了領先優勢，促使美國經濟實現了產業升級。90年代后，美國進入了以信息產業為先導的新經濟時代，其高科技產業的優勢進一步加大，特別是在一些附加值最高的尖端科技行業占有壟斷地位；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起了核心作用。以硅谷和華爾街為代表，美國形成了以科技產業、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相互聯動的一整套發現和篩選機制。

　　2007年，歐盟頒布的《歐盟競爭力研究報告》承認，歐盟在科技研發和創新能力方面落后于美國二十八年；日本近年也承認其在信息產業等方面落后于美國十年以上。

　　從本質上來講，這種國際間產業升級的競爭取決于其金融體系資源配置的效率。產業的升級、經濟的轉型是一個有效的資源配置的自然結果。從長遠來看，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是更加可持續的，過去20年間，美國的年均實際GDP增長率是2.9%，高于德國的1.6%和日本的2.0%。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虛擬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需求。在上個世紀的后30年，華爾街正是服務于美國經濟轉型的需求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身也獲得了非凡的發展。一旦虛擬經濟偏離了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軌道，就很容易“劍走偏鋒”，最近美國金融危機再次證明了華爾街和實體經濟的關系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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