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2007年8月中旬開始的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破產銀行和對沖基金經理紛紛從亞洲市場抽走資金，導致中國股票市場出現了恐慌性下滑。因為“許多投機者是為了撬動更多的資金而運用它們的海外股權的，所以，當股票價格下降的時候，他們只好清算他們握有的股權，以滿足追加保證金的需要。如此一來，又勢必引起股票市場的進一步下滑”。另外，因為次貸危機導致的信貸緊縮，許多投資者利用中間商籌錢變得困難起來。又因為許多基金是通過玩弄以小撬大的杠桿游戲來賺取巨額股票投資回報的，所以，資金鏈的中斷對股票市場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中國股票市場迅速由牛轉熊，“自(2007年)10月份以來市值減少了一半，變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蔚為壯觀的熊市之一，賬面財產盡損失2.5萬億美元”。作為世界第一個市值過萬億美元的公司，中石油的市值從最高點至今，已經流失2/3。

　　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股民無疑是本輪熊市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是股票市場的新手，不少人拿出了全部積蓄投入股市。另外，中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參與了股票交易，他們15%～20%的收益是來自股票市場。

　　依靠投資股票市場獲益對企業來說是不健康的，中國企業似乎正在重復美國賭博經濟當年走過的老路。因為分出了部分資源投入金融投機部門，中國企業不僅要冒資產損失的風險，而且必然對生產性活動產生負面影響，比如產品研發、追加投資擴大產能和提高技術水平，而對實際工資增長來說，生產性活動才是最重要的。這對中國工業的發展乃至中國的未來顯然不是吉兆。

　　誰是最后埋單者

　　中國股票市場開始崩潰適逢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不久之后和亞洲金融危機剛過十周年之際。亞洲金融危機“給亞洲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相關金融損失甚至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東南亞經濟體蒙受了巨額損失，即便是經濟基礎較好的香港和新加坡亦遭受重創”。

　　不足為奇的是，亞洲金融危機與中國最近的股災源自同一個罪魁禍首，那就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或許有人還記得，經歷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經濟衰退之后，艾倫.格林斯潘主持的美國聯邦儲備局利用從松貨幣政策啟動了美國經濟復蘇的進程。該政策制造的流動性如此之巨，以致美國所有金融機構不得不四處尋找新的投資領域以獲取更高的回報。結果，美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涌入了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與美國展開了一系列雙邊貿易談判，最后迫于美國的巨大壓力，東南亞國家政府同意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開放他們的金融和資本市場。

　　由投機資本制造出來的過剩流動性流入東南亞國家之后，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泡沫迅速泛起，隨著這些國家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崩潰，“虛假的繁榮”亦走到了盡頭。亞洲金融危機 “首先表現為一場貨幣危機。但是當股價開始下跌的時候，它又演變成了一場股市危機。當時為了應對外匯投機，各國紛紛提高了利率，結果導致股價下跌”。雖然中國的股市危機不是貨幣危機的結果，但是與亞洲金融危機一樣含有投機資本過度流入的因素。投機資本的涌入迫使中國中央銀行冒著嚴重通貨膨脹的危險增加了貨幣供應，而通脹壓力最終又迫使央行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與美國的金融危機共同著力，最終導致了中國股市的崩潰，演變成“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壯觀的熊市之一”。

　　1997～1998年間，金融和資本自由化的糟糕結果亦曾困擾過中國的鄰邦之一——韓國。韓國的大型企業集團——財團(the Chaebols)——傳統上完全是依賴從銀行部門借取高杠桿貸款的方式來進行籌資的。因而，韓國的銀行往往背負著大量的不良貸款。一旦經濟出現低迷，銀行就會被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最近幾年，因為華盛頓方面的壓力，韓國政府采取了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政策。如此一來，華爾街的金融投機者就可以大量向韓國注入資金，迫使韓國企業背上更沉重的利息包袱和超額債務，從而為1997年災難性金融危機的重演鋪平了道路。

　　對許多亞洲國家來說，金融危機是一次夢魘般的經歷，筆者曾撰文認為，中國的決策者應該從中獲得有價值的教訓，不會向華盛頓要求資本自由化的壓力讓步。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筆者三年多以前曾出版過一本題為《美國與中國》的書，該書警告中國說：“‘浮動匯率’和‘進一步向世界銀行企業開放中國的金融部門’肯定是華爾街的金融投機者和銀行家樂意聽到的：他們不斷向美國財政部官員施壓，希望他們說服中國政府開放它的金融服務部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悲劇在中國重演的舞臺似乎已經搭好。有人懷疑中國人民是否支付得起如此高昂的代價。”

　　令人驚異的是，美國國會只是以提高關稅和貨幣管制敲詐了幾次，中國政府居然就向美國的無理要求讓步了。這一讓步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消極結果是難以估算的：中國必須面對剩余資本(熱錢)流入帶來的問題——高通脹、股市危機、初次投資者儲蓄流失和賭博經濟的發展，對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工薪階層來說，賭博經濟曾是一個悲慘的經歷。

　　(編者注：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