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是。筆夫認為，雖然同樣面臨股災，但是，兩國資本市場面臨的制度建設任務卻完全相反。如果美國金融市場動蕩是因為管制過少的話，那么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面臨的問題依然是管制過度，對于中國股市來說，當前最好的救市手段就是立即放松管制，而不是追隨美國加強管制。

　　計劃、管制，這是我們這個經濟體的歷史淵源和難以更改的特征，因為我們已經搞了近五十年的計劃經濟，這一點與美國正好相反，所以即使我們的經濟再怎么開放和自由，這個烙印永遠也不會消退，資本市場尤其如此。

　　那么，目前股市的困境是放松管制的結果還是管制的結果？

　　筆夫的觀點是，本輪牛市的全部成果可歸結為放松管制的結果，而下跌如此之大則是放松管制不徹底甚至是重新強化管制的結果。

　　先來看放松管制。以尚福林主席為首的證監會啟動的股權分置改革可以看做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放松管制的措施，其意義不言而喻，而且已經獲得市場的充分認可。接下來是眾多的基金獲得批準，政府甚至批準了一些QDII，使那些國內的投資人初次得到投資于海外市場的機會。QFII基金的獲批更顯示了政府試圖將A股市場變成一個國際資本競技場的決心。

　　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發生在不長時間的兩年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將更加認識到其意義的重大。

　　但是，對于成績的過高估計使我們忽略了這樣的事實：中國資本市場放松或解除管制的道路才剛剛開始，任何不徹底的改革不僅壓縮了改革的剩余空間，而且可能毀掉改革的既有成就。

　　當我們誤以為政策市可能已經遠離了這個市場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機構投資者的迅速壯大反而增加了監管者直接調控市場的沖動和能力。當我們為基金隊伍迅速膨脹而慶幸時，掉頭才發現審批制本身就存在極不合理的制度設定，管理者試圖以市場走勢作為基金發行的節奏。殊不知，不經意之間，管理者代替市場本身充當了價值的評估和判定者，在這樣的背景下，買者自負實際上成了一句走過場的空話。

　　股指期貨推出的優柔寡斷和一再延誤是管理層滿足于改革現有成果的又一例證，筆夫認為，正是股指期貨的延誤才導致了基金抱團取暖的現象，使得市場在沒有內在性的制約因素下呈現單邊運動格局。實際上，如果允許股指期貨這種可以激活市場的內在制約因素的金融產品早日推出，市場可能在不需要經歷如此大規模的單邊下跌就可以通過市場主體間自律和內在的約束力量來逐步釋放市場做空的能量。

　　在沒有做空機制的條件下，市場主體的行為趨于一致，在這樣的背景下，主力機構通過這種一致性的選擇和認識對市場投資價值進行集中引導，從而有利于其實現利益輸送和價值實現。所以，在這種集中式的投資價值觀引導之下，所謂的風險教育的聲音顯得是多么的微弱和蒼白。

　　嚴重缺乏金融產品和不健全的產品結構與日益成長的機構投資者規模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種產品的缺乏將會對投資機構的穩步健康發展埋下巨大的隱患，除了股指期貨，融資融券等等在國際上通行的各種金融產品都是千呼萬喚不出來，顯示了政府仍然沒有顯示出迅速放松管制的意愿，而這些對于中國資本市場所造成的無形的傷害恐怕要比目前股市大跌本身的害處還要大得多。

　　如果我們不是過于功利性地考慮救市行為，政府就應該以此次大跌作為契機，對資本市場的制度性問題進行重新的審視，以期資本市場將獲得一次更加長久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