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唐萬新該當何罪

　　僅憑現有的立法和司法機制，還遠不能預防和懲治下一個唐萬新

　　□ 李曙光/文

　　唐萬新的故事起伏跌宕，具體章節真是起承轉合，驚心動魄。實際上，唐圈錢操作手法非常簡單，其中的關鍵，用民間術語說是“拆東墻補西墻”，用金融術語來說叫做“以新

貸還舊貸”，用法律術語來說則是“做一個永遠不對債權人集體清償負責的債務人”。

　　這么一個非常簡單的圈錢游戲，居然能在中國的現實中演出一場轟轟烈烈的正劇。當眼前的大戲落幕、神秘的章節徹底曝光以后，我們突然發現，現有的法律體系對唐萬新圈錢運作以及所導致的損害后果所能給予的處罰手段，居然是那么貧乏，甚至找不到一個準確的專業的法律描述。

　　唐萬新此次被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操縱股市罪，可是唐萬新何止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何止是操縱股市？唐萬新對形成自我“金融帝國”的渴望和對逐利的瘋狂，對金融體制的破壞，對投資者和債權人利益的傷害，對整個資本市場、證券市場的投資信心和環境的打擊，都已遠遠超出了現有的刑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操縱股市行為的規制。

　　當刑法學家在僵化、恪守具文的刑法理念下討論唐萬新案例是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種概念的時候，唐萬新已經造成了一個私人公司570多億元高負債的記錄。當《公司法》、《證券法》專家在跟不上資本市場節奏的金融法框架下討論唐萬新是不是在操縱股市的時候，由于德隆“老三股”的狂跌而引起的股市震蕩、客戶擠兌，使得證券市場有崩盤的危險。

　　唐萬新案涉及多項正在修改、已經修改和新制定的法律。如《破產法》中的債權人集體清償和保護機制；最近人大常委會討論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涉及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關于嚴重損害上市公司和公眾利益的法律；新修改的《公司法》當中有關違法的關聯交易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監事與高管人員的忠誠、勤勉義務；新修改的《證券法》當中對于內幕交易、操縱市場和欺詐客戶的行為的認定等。

　　但是目前看來，即便這些新的法律出臺生效以后，似乎對于唐萬新類案件也未有對價的處罰和威懾機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操縱證券市場價格罪，其最高刑不超過十年。新《刑法》中關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與嚴重損害上市公司和公眾利益的犯罪，其最高刑也是在十年以下，罰金則在30萬元至300萬元之間。新《公司法》與《新證券法》規定的對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員違反誠信義務以及操縱市場行為的民事賠償訴訟機制，能否在司法實務中有效運作以及與刑責對接，目前還是個未知數。我們目前的刑法理論、民商法理論、經濟法理論、金融法理論以及司法體制及程序，無法對唐萬新案例做出一個具有良法效應的令人信服的解釋。

　　這暴露了中國法律在處理轉型期、新的金融生態犯罪時出現的法典的貧乏、法條的無力、法律結構的失衡，也暴露了我們目前這種司法體制和司法運作機制已經不足以應付帶有新型、交叉、邊緣特征又有傳統違法犯罪因素的綜合類案件。

　　因此，僅憑現有的立法和司法機制，還遠不能預防和懲治下一個唐萬新。中國市場經濟走到今天，確實是有一個“良法”和“惡法”之辯：惡法——壞的制度安排，一是沒有對應的條文來應付轉型社會出現的新型的案件；二是處罰的成本會很高；三是可能會保護那些對社會、市場、金融體制危害極大的行為。而良法——好的制度安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首先，它是一種衡平的制度安排，即在現階段足以滿足對轉型社會出現的各種犯罪的“對價”的裁定與處罰要求；二是它是一個正義的、有預期的制度安排，符合大眾對某種行為危害度和犯罪懲罰性認知心理的需要；三是它具有對同類行為預防警示的作用，對同類的未來的行為有威懾的作用，同時還是一種低成本的、能與效益相抵的一種制度。

　　今天中國金融領域需要的“良法”，是一個金融法治生態鏈條：立法的警示和威懾——監管當局的處罰——民事的賠償——刑事的追究，是建立一個有預期的、能夠防范控制和處置金融風險的金融法治生態環境。-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