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討主流經濟學家無助公正

　　早報評論版主編 陳季冰 責任編輯 劉景 任大剛 單雪菱

　　“顧雛軍案”曝光之后，國內媒體的表現十分值得反省，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

　　按照一般的新聞規律，這樣的大案初發，媒體必定會窮追不舍：朝后看，挖掘出更多引人關注的“背后故事”；朝前看，把案件的最新動向以及可能走向充分地分析展示給讀

者。令人不解的是，幾乎沒有一家媒體做了負責任的新聞傳播者應該做的這些事情。相反，許多報紙和網站突然間異口同聲地借著這個案子聲討起中國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來了。一批時評界人士先是翻出一年前香港金融財務專家郎咸平揭露顧雛軍侵吞國有資產的舊事，繼而拼湊出一個“挺顧派”的對立面，將它安到張維迎、周其仁等所謂“主流經濟學家”身上，隨后對他們發起強大的討伐。讓人頗感遺憾的是，就在輿論高聲質問“主流經濟學家”何以面對“顧雛軍案”一起患上“失語癥”(不知道他們究竟有什么義務必須就一個經濟案件做出交代？)的同時，媒體自身倒是真的對這個大案患上了“失語癥”———顧雛軍被刑拘已有些時日了，有關案情具體進展的新的信息至今未見有只字片語的報道。

　　我想我大概沒有權利要求媒體把更多更翔實的有關顧雛軍及其“格林柯爾系”的內幕新聞報道出來，就像我沒有權利要求它們停止對“主流經濟學家”的聲討一樣。我深知，前者是一樁費力的苦差使，需要艱苦嚴謹的調查研究，后者則輕巧而又容易賺得叫好聲。按經濟學家的話說，媒體也是理性人，懂得合理取舍之道。不過，在這場批判“主流經濟學家”的喧鬧的大合唱中，當前中國輿論界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許多問題卻暴露無余。

　　按照當下時評家的邏輯，我羅列了一個由5個句式組成的演繹過程：①郎咸平揭露了顧雛軍；②“主流經濟學家”批評了郎咸平；③現在顧雛軍事發；④所以郎咸平是正確的；⑤所以“主流經濟學家”是錯誤的。這種演繹問題的方式是非�？尚Φ模�這5個句式組成的邏輯結構使我們無法再向郎咸平教授提出任何不同見解。

　　謬誤出在“主流經濟學家”批評了郎咸平什么？

　　當初郎咸平從細致的財務分析入手，揭露了海爾變相MBO和顧雛軍以收購名義侵吞國有資產的事實，《東方早報》還曾在全國率先發表郎教授撰寫的《海爾變形記》一文，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不過，郎咸平似乎并不滿足于單個案例的財務分析，在考察了數個類似案例之后，他得出了一般性結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是錯誤的。也正是這一個問題上，張維迎等經濟學家與郎咸平發生了嚴重分歧。他們認為，郎咸平僅憑幾個個案就輕易否定產權改革的方向是站不住腳的。也許是出于自身多年來對產權改革理論的信念過于強烈，張維迎、周其仁等在批評郎咸平時說了一些刻薄的過頭話，有失學者風度，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但就我個人對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的了解而言，他們要維護的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理念，而不是某一個特定民營企業家及其具體操作手法，至少我不記得他們專門“挺”過顧雛軍。

　　時評家們也許到現在還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把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命運捆綁在了顧雛軍一個人身上。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義憤填膺地對“主流經濟學家”展開第二層次的聲討，我稱之為“道德批判”。

　　按照時評家的理論，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應該為“弱勢”的人民大眾代言，而“主流經濟學家”由于鼓吹產權改革，已經成為“強勢”的企業家群體的代言人，并且他們自己從中撈取了利益。因此，他們站錯了隊，失去了應有的“良知”。這種觀點以股評家水皮先生發表在《中華工商時報》上的一篇批評吳敬璉先生的文章最為顯眼，按照水皮的說法，吳敬璉以前用“賭場說”一手造就了長達5年大熊市，反而贏得了“中小投資者代言人”的美譽，如今股權分置改革剛剛使市場有了一點起色，吳敬璉卻又開始反對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分類表決”制度。結論只能是，“對于中國資本市場而言，吳敬璉先生的破壞價值要遠遠地大于建設價值�！彼�皮也由此發表了一句略帶“痞性”的感慨：“吳敬璉到底代表了誰的利益？恐怕只有外星人知道！”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直言，“在一個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中，經濟學家們事實上已經成為不同利益主體的代言人……”

　　我得承認，這個層次的批判比第一層次的批判要有水平得多，至少它在邏輯的嚴密性方面是基本過關的。但是，我想在這里就“經濟學家應該為大眾代言”這個前提命題作一些分析。毫無疑問，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上，遑論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經濟學家。不過，經濟學家以何種方式服務于大眾，卻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遠非時評家們認為的那么簡單。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科學不同于技術，它本身所探求的是自然界和社會領域中的客觀真理，而并不是直接服務于人，這就是為什么科學昌明如此依賴于學術獨立的根本原因。經濟學所要探求的是如何最有效率地對社會資源進行配置，資源得到有效配置的結果一定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樣，經濟學也就實現了服務大眾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家并不必然是人民大眾的直接代言人，如果經濟學家必須為某一事物代言的話，他應該像所有的科學家一樣，獻身于客觀真理，做真理的代言人。當然，即便最真誠的科學家也會犯錯，這往往是學術水準問題，而與“良心”無關。據我所知，吳敬璉先生從來沒有自詡過“廣大中小投資者的代言人”，他只是認為他應該說出自己內心認為正確的話而已。在時評家看來，經濟學家應該責無旁貸地在一時、一地、一事上為大眾利益奔走呼吁；在我看來，這不應該是對經濟學家的要求，而應該是對民選的人大代表的要求。

　　通過轉移“顧雛軍案”的話題，時評家有意無意地營造著這樣一種社會輿論環境：似乎經濟學家的錯誤立場和理論是造成當前國有資產流失、腐敗現象猖獗的罪魁禍首。這是極其不公平且不負責任的。歸根結底，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并無不當，國資流失也不是產權改革造成的，而應當歸咎于我們在理論層面難以就產權改革取得突破性的共識，進而在試點操作層面無法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約束監督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說，時評家筆下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其實是相當“邊緣”的，他們多年來的探索研究也許并未對國家的宏觀決策產生真正的實質性影響。

　　當然，中國的經濟學家絕非無懈可擊，但當前經濟學界真正存在的重大缺陷卻被絕大多數時評家所忽略。在我看來，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嚴重困擾著我國經濟學的健康發展：一是缺乏超然于行政體系的學術獨立。這是我們絕大多數社會科學面臨的共同問題，也非經濟學家自身有能力解決的。二是缺少嚴格的學術規范。在這個層次上，既有社會科學界整體學術規范缺失的大環境因素，亦有經濟學者自身的問題。就后者來說，當下迫切需要克服的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由于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的重心一直是經濟建設，經濟學在中國日益成為一門“顯學”，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在這種情勢下，一大批不甘寂寞的經濟學者頻繁地越出專業領域的界限，試圖用經濟學理論去解釋其他許多社會問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甚至還一本正經地對某些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社會事務指手畫腳、出謀劃策，這是相當有害的。因為如前所述，經濟學關注和研究的是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而我們社會中有許多事務的處理并不遵循效率優先原則，有時甚至還與之存在矛盾，比如司法問題，其核心價值無疑應是公正至上，又如教育、衛生問題等等。若以經濟學去解釋和處理這類不應以效率優先為原則的社會事務，結果一定是南轅北轍，有時還可能貽害無窮。

　　因此，與其詬病經濟學家缺乏關注社會公正的“良知”，倒不如善意地奉勸他們規規矩矩地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不要把手伸得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