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口評說格林柯爾事件 是否應該寬容顧雛軍

　　編者的話：顧雛軍倒掉了，曾經力挺顧雛軍的專家、學者們突然失語了，但經濟學家鐘朋榮先生勇敢地站了出來。在近期《英才》雜志刊登的他的口述文章--《顧雛軍：樹大必須根深》中，鐘朋榮認為，即使企業家違規、違法，但只要能為社會帶來就業、稅收的增加，我們就不應否定企業家的貢獻。今天，本報特別轉載鐘朋榮先生的這篇口述文章，同時刊發與其觀點商榷的一組文章，以明辨是非。

　　喬新生：價格共謀也是違法行為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其實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發現價值，形成價格；另一種是通過流轉，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現在人們將目光過多地集中在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上面，而忽視了國有企業改革中發現價值，形成價格的過程。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年國有企業都是采用無償劃撥的方式使用土地，土地的價值被忽略，國有資產的價格中不包含土地的價格。因此，在國有企業改制中，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改制的操盤手利用國有企業部分資產特殊的存在形態，拼命壓低國家無償劃撥資產的價格。這樣的改制當然會受到購買者的歡迎。

　　簡單地按照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狀態下的價格形成機制，來判斷國有資產交易公平與否是不妥當的。在國有企業轉讓過程中，部分國有資產的代理人認為，國有企業的資產雖然屬于國家所有，但是由于國家無償劃撥給國有企業使用，所以在交易中即使象征性地收取轉讓費用，對出讓方來說都是劃算的。正是在這樣的心理支配下，全國各地國有企業改制普遍存在著低估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價格的情況。

　　那些收購國有企業的投資者正是看準了這一點，通過收購國有企業，重新發現國有企業資產的價值，并且進行資本重組，牟取暴利。如果如鐘朋榮先生所說，國有資產交易中真的有國有資產流失，我們應該質問那些賣國有資產的部門，而不是買這些資產的商人，那么，這樣的議論純屬混淆視聽。

　　首先，國有資產轉讓是一種合同法律行為。在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存在著地位平等的兩個主體，作為國有資產的代理人，各級政府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及其負責人必須對國有資產流失承擔法律責任，但是，如果購買人與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共謀，損害國家的利益，那么，國有企業或者國有資產的購買人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在我國民法通則以及其他法律規范中，都把合同當事人的代理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惡意串通行為視為違法行為，代理人與第三人應當承擔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其次，對于國有資產轉讓中可能出現的顯失公平行為，按照合同法和其他相關規定，司法機關有權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作出調整。購買人雖然支付了一定的價款，但如果案件進入司法程序，雙方當事人商定的價格有可能會被改變。所以那種認為國有資產流失，購買人不承擔責任的說法，沒有絲毫的道理。

　　在任何國家，為了保護國家的利益，都通過特別立法的方式，對國有資產的交易作出嚴格的限定。凡是違反國有資產交易特別法規定的，其行為都是違法行為。購買人必須為自己程序違法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誠然，從表面上來看，國有資產的交易與其他財產的交易并無本質的區別，但由于國有企業對國有資產長期無償使用，并且國有資產出讓價格的高低與國有資產的代理人并無直接關系，所以，發現價值，形成價格，是國有資產轉讓中最核心的內容。在許多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國有資產的轉讓同樣強調操盤手必須遵循程序規定。非經議會討論作出決議，政府擅自作出出讓國有資產的決定，司法機關可以認定政府行為無效，情節嚴重的，政府負責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必須承認，中國當前經濟高速增長是建立在重新發現國有資產價值基礎之上的。經過長達數十年的政府投入和低福利經營，國有企業積淀了大量的國有資產和本來應該屬于國有企業職工的財產。然而，在國有企業改制浪潮中，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被低估，國有企業職工的福利被剝奪，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國有企業資本經營，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掠奪。

　　如今，社會弱勢群體承擔著改革的巨大成本，而少數投資者卻利用中國國有資本交易市場的不平衡性，獲得巨額的收益。這樣的改革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必須及時得到糾正。

　　起點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如果沒有看到國有企業改制和國有資產交易中所出現的起點不公平的問題，沒有看到合法交易的背后所隱含的深層次矛盾，那么很容易對當前國有企業改制后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產生錯誤的認識。相對于無償劃撥國有資產，不論怎樣的交易價格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有價格而沒有市場，如果沒有形成均衡的國有企業或者國有資產交易平臺，而是在短期內賤賣國有企業，那么，顧雛軍的所作所為即使形式上合法，其本質也不合法。

　　楊鎬楠：論顧雛軍的倒掉

　　--兼與鐘朋榮先生商榷

　　顧雛軍倒掉了，曾經力挺顧雛軍的專家、學者們突然失語了，但所幸經濟學家鐘朋榮勇敢地站了出來。在近期《英才》雜志刊登的他的口述文章--《顧雛軍：樹大必須根深》中，鐘朋榮認為，即使企業家違規、違法，但只要能為社會帶來就業、稅收的增加，我們就不應否定企業家的貢獻。鐘先生在文章中不無緬懷地總結了顧雛軍及其格林柯爾系倒掉的教訓，在他看來，顧雛軍的倒掉是因為人脈不廣，而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媒體，應該為改善創業環境多做工作，讓那些不善于公關的專家型企業家，讓那些從國外歸來的缺乏公關習慣的創業者，也能在中國這個土壤上成為成功的企業家。

　　一、

　　經濟學家的眼光就是與眾不同，引人深思，在這位已經開始述而不作的高人看來，顧雛軍為地方稅收、為職工就業作出了貢獻，我們不能因其違法違規的小節而掩其大德。

　　那我們不妨看看，顧雛軍的這些小節是什么，中國證監會對其的判斷是：虛增收入、少計費用，披露虛假財務報表，涉嫌侵占科龍電器利益等等。那么這些違法違規行為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7萬多科龍電器的股東被欺騙了，投資損失慘重；這意味著科龍電器2萬名職工的就業與收入遭受極大的風險；這意味著科龍電器上繳的稅收很可能大幅度降低，這意味著一大批追隨科龍電器的供貨商、經銷商將蒙受巨大損失。

　　也許上述后果在鐘先生看來根本不值一提，在鐘先生的眼中，顧雛軍入主科龍以及其他一些上市公司后帶來的稅收增加、就業崗位的增加更為關鍵。但問題是，即使這些被鐘朋榮視為判斷企業家功過試金石的標準現在也有很大嫌疑。正是由于顧雛軍違法違規經營，這些曾經顯性的所謂功勞也會因顧雛軍的倒掉吐回來，套用一句流行語：出來混總是要還的。而且這個還是加倍的還，也就是說，由于顧雛軍違法違規經營對稅收及就業造成的損失，要遠遠超過當初的功勞。 二、

　　在鐘先生的文章中，我們似乎還看到這樣一種推論--如果我們的社會、媒體甚至法制環境，對顧雛軍再寬容一些，再縱容一些，顧雛軍根本不會落到今天的地步，進而科龍電器也不會遭受今天這樣的損失。

　　按照這一邏輯，只要顧雛軍為了多繳稅、多收工人，無論其使用的手段如何，哪怕去偷去搶，我們都可以因寬容而視之不見不予追究。這是何等荒謬的學術立場，其不計手段的唯目的論在我看來已經到了不分黑白的程度。在一個依法治理的市場環境中，我們根本不必對企業家的理想有什么過高的奢望，何況在我看來，顧雛軍大概沒有把什么稅收、就業的增加視為已任。而合規經營、守法經營，是我們對企業家的最低要求，這是底線，任何人沖破了這個底線，無論他的所謂貢獻有多大，只要他的貢獻是違法違規而來的，我們都不應以那些貢獻為借口而為其開脫。

　　我們不難想象，如果對顧雛軍們再寬容一些，其后果是什么，大概就是下一個德隆。其實像唐萬新、顧雛軍這些有貢獻的企業家，在他們的擴張道路上，我們已經看出了這樣的一種邏輯，只要為地方稅收、就業作了貢獻，我們應該對他們寬容不要苛求小節。但恰恰是不計小節，必累大德，當一家企業在初始犯了一點小錯，而我們不去追究，反而縱容其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它，如此循環最終釀成大錯。德隆的事情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了我們，一個違法違規不斷積重難返的企業，其最后威脅的已經是金融體系本身，所謂始亂終棄也就是這個道理。

　　三、

　　在鐘先生的文章中，為顧雛軍的倒掉還總結了另外一個教訓，即所謂人脈關系不廣不深。而所謂人脈關系不深的標志就是顧雛軍與監管部門、與媒體關系緊張。鐘朋榮也告誡后來者，想做大企業一定要廣布關系網，否則就是顧雛軍今天的下場。

　　我們當然理解鐘朋榮為企業家出謀劃策的良苦用心，理解其面對所謂潛規則的下意識反應。但這些問題恰恰是我們需要改變的，需要我們用自己的努力加以改善的，而絕非是公開鼓勵與倡導的。

　　在鐘先生看來，顧雛軍就根本不應該回國辦企業，在這片需要公關的環境中，像顧雛軍這樣只知埋頭創業辛勤耕耘的老實人是要吃虧的，像顧雛軍這樣不善于公關的專家型企業家是要倒霉的。鐘朋榮從顧雛軍的不幸中看出了深意，看出了更大的悲劇，他覺得我們的社會、媒體對顧雛軍這樣放棄國外優厚生活毅然回國創業報效祖國的企業家竟然不能寬容。

　　我們不知道鐘先生對顧雛軍的理解與惋惜從何而來因何而起，但顧雛軍的根不深嗎，人脈還不廣嗎？且讓我們來看一看：

　　其一，顧雛軍在2001年底，在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以遠低于科龍電器凈資產的價格，收購科龍電器，這是否說明了顧雛軍是不善公關的專家型企業家呢？

　　其二，就在郎顧之爭如火如荼之際，這位在鐘朋榮看來缺乏公關習慣的海歸，竟然能夠與某權威機構聯合發布調查報告，公開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而更多的經濟學家也在各種場合極力為顧雛軍辯白，對郎咸平口誅筆伐，如果筆者沒有記錯的話，鐘朋榮先生當初也躬逢其盛。

　　其三，就在證監會已經對科龍電器立案調查，媒體開始公開密集質疑顧雛軍及其格林柯爾系之時，顧雛軍卻開始駐留北京四處活動，據有媒體報道，離開北京返回科龍總部的顧雛軍自認為危機已然擺平，并在高層會議上聲稱，科龍這么大，挪用3個億不算什么！

　　從以上所舉顧雛軍先生的二三事看來，顧雛軍似乎不大像不諳世事的天外飛仙，不大像與國情格格不入的老外，更不像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專家，恰恰相反，它們倒似乎能佐證顧雛軍不僅善于而且深諳公關之道。這位在中國土生土長早早從高校下海的商人，似乎沒有因為僅在國外呆過幾年就脫胎換骨。顧雛軍是否在國外便已發跡至今仍是懸案，但我們能看到的是，這位在鐘朋榮看來不諳國情的海歸，在短短幾年內，便創立了蔚為壯觀的顧氏家族--格林柯爾系。

　　四、

　　顧雛軍倒了，鐘先生說媒體和社會不寬容，說要善待像顧雛軍這樣繳了稅收雇了工人的企業家。鐘先生這樣的著名經濟學家的肺腑之言、驚人之論是否令人警醒呢？

　　我們真的都應該認真反省一下自己狹隘的眼光與心態，認真聽取那些有豐富實踐經驗與理論造詣的人的話。第一步就要從學習鐘先生的文章開始。因為他是有資格的。因為在鐘先生的文章中，他的稱謂是北京視野咨詢中心主任。恕筆者孤陋寡聞，竟是第一次知道鐘朋榮除經濟學家外，還不乏實踐經驗。筆者也因此特意瀏覽了北京視野咨詢中心的網站。這家由眾多專家、學者組成的咨詢策劃專業團隊的主要業務是為企業制訂發展方案。而在其所列的為數不多的由該機構策劃的案例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三九集團、新疆德隆。面對這些案例，我們還能說什么，我們還有什么資格放著鐘老板的金玉良言不聽而說三道四，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自責了。

　　諸葛立早：從顧雛軍想起了埃伯斯

　　顧雛軍折戟錢場，不免使我想起了埃伯斯。

　　埃伯斯何許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公司欺詐案主角--世界通信公司首席執行官也。其大名為貝納德·埃伯斯，現年63歲。就在半個多月前，這位曾經在美國商界叱咤風云的人物，被判入獄25年。這個待遇還是埃伯斯上月末與法庭達成一項協議后才爭取到的，即埃伯斯將自己幾乎所有的個人財產用于對投資者的民事賠償，只給妻子留下了5萬美元和位于密西西比的非常普通的民宅。據說，埃伯斯的辯護律師曾試圖以此打動法官從輕判決，認為埃伯斯已經搭上了所有個人財產用于賠償，并且還長期患有心臟病，但法官鐵面無私：埃伯斯剝奪了投資人對世通財政情況的知情權，使他們蒙受了巨大損失，實在是罪不可赦。目前，世通還欠投資者60億美元的債務。這真是：昔日不可一世，氣指頤使；如今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把顧雛軍與埃伯斯進行捆綁式議論，似有量級錯位之嫌。畢竟，現已更名為 MCI的世通曾是世界最大的電信公司之一，它有2000萬消費者用戶和公司用戶，旗下員工有54000人。而顧雛軍的科龍電器，雖然曾在今年初登上胡潤資本控制50強，但一年的銷售收入，即便如顧雛軍的夸海口，也不過上百億。但顧雛軍和埃伯斯確有共通之處，他們都涉及會計欺詐丑聞。埃伯斯在上世紀80年代靠一家小型長途電信折扣服務公司起家，開始了瘋狂的兼并擴張之路。短短幾年內，世通兼并了70多家大小公司，甚至連當時的美國第二大長途電信運營商MCI也被其收入囊中，但終因財務管理松散，銀行債務高筑，跌入危境。一蹶不振之中，又不惜觸犯恢恢法網。顧雛軍呢，走的似乎也是同一條路。雖然具體的犯罪事實尚未披露，但證監會的調查結論，顧雛軍等人在該公司采取虛增收入、少計費用等手段，虛增利潤，導致該公司所披露的財務報告與事實嚴重不符，涉嫌構成未按有關規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有虛假記載及有重大遺漏等多項違反《證券法》有關規定的行為。對涉嫌侵占科龍電器利益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情況及線索，證監會已移交公安機關和相關部門處理。雖說顧雛軍和埃伯斯相隔大洋，但犯罪路徑與藝術，何其相似乃爾！

　　把顧雛軍與埃伯斯進行捆綁式議論，還在于對顧雛軍和埃伯斯的評價，似有大相徑庭之說。在我們這兒，有一位叫鐘朋榮的經濟學家，在眾多挺顧的經濟學家失語之時，仗義執言，他認為，評判一個商人的功過，關鍵要看他是否為社會帶來了就業、稅收等方面大幅度增加，能夠帶來增加的，他就是一個有貢獻的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違規，甚至可能違法，但他對社會的貢獻不應該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在他看來，顧雛軍是一個很能干的企業家，他所以成為整個社會質疑的主要對象，是因為人際關系沒搞好，等等。相形之下，埃伯斯在美國就沒有這么幸運了，雖然公司丑聞被揭開后，約2萬名員工丟掉了飯碗；盡管他把個人財產全都用于賠償，法官仍認為：任何從輕的判決都不足以顯示這件案件的嚴重性。63歲被判入獄25年，意味著埃伯斯將坐穿牢底。而社會輿論又眾口一詞：企業家違法亂紀，擾亂經濟秩序，將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動蕩。

　　此種評論的差異，以我觀之，源于對法律底線的認可度。實際上，對企業家貢獻的評判，是行業協會一類的民間評議機構的事，就像對顧氏熱力循環系統的評判，其話語權只能掌握在科學家手中一樣。法律對顧雛軍所規范的，必須是而且只能是他是否觸犯法律底線以及觸犯后的處罰。法治社會決不能把給就業、稅收增加的人，奉為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這是法治社會的一條準則。離開了這一條，還有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說？還有何加強公司治理之論？還有何充分保護投資者利益之舉？目前，我們正在建設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在這個轉型中，我們必須重視市場經濟制度基礎，也就是市場經濟與法治的關系。離開了法治的市場經濟，是壞的市場經濟。

　　這個道理，經濟學家要比一般人更為了解。為吹捧某個企業家而不惜沖撞法律底線，這叫利令智昏。在這利令智昏中，這些人又沖撞另一條底線，即良心底線。劉國光先生說：研究經濟學要有立場，正直的經濟學家應有良心。樸實的語言說出了經濟學家的價值。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為‘權威機構’提供咨詢。我的工作和責任就是，把我的建議和批評--不管其價值有多大--公之于眾。保持經濟學家的貞潔，保住良心的底線，這也是顧雛軍案引伸出來的一大意義。

　　[附錄] 顧雛軍：樹大必須根深

　　口述·北京視野咨詢中心主任 鐘朋榮

　　整理·《英才》雜志記者戴璐

　　是財富轉移者還是財富創造者？

　　我認為，評判一個商人的功過，關鍵要看他是否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創造了多少財富。如果一個人通過企業并購，或通過上市公司的控制等資本運營活動，只轉移財富，而不創造財富，那他就是一個高級扒手，而不是企業家。相反，如果一個人并購企業后，苦心經營，為社會帶來了就業、稅收等方面大幅度增加，他就是一個有貢獻的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違規，甚至可能違法，但他對社會的貢獻不應該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

　　一直以來我對顧雛軍無法獲得一個基本判斷，只能像很多人一樣，在媒體上看大量對他質疑的文章。那么，顧雛軍到底是一個高級扒手，還是一個企業家呢？這就要看他收購企業后干了些什么，干得怎樣，總之，用事實說話。

　　據他講，科龍被他收購短短三四年后，稅收從2.1億做到了5.6億，雇員從2萬人壯大到3.5萬人。如果這些數據真實，說明他為社會做了不小的貢獻。問題在于，怎樣讓更多的人相信上述數據是真實的。因為上市公司造假太多了，造假的手段也越來越高明。因此，人們懷疑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想有一點似乎可以說明問題。顧所持有的科龍股份即將出手。據他講，價格至少可以賣到凈資產以上。這說明業內外人士還是很認可科龍的潛力。在股市大市不好的情況下，在科龍被立案調查并已停產的情況下，花了4個多億購進的股份在幾年之后能賣出這么好的價格來，說明經顧整合后的科龍是一個資質不錯的企業。如果以上這些信息是真的，我們可以初步判斷：顧是一個很能干的企業家，或許是一位做了些錯事的能干企業家。

　　國有資產是否流失？

　　顧雛軍動用了一些西方收購的常用技巧，來降低他的收購成本，這是每個商人都會去做的事。如果在他的交易中真的有國有資產流失，我們應該質問那些賣國有資產的部門，而不是買這些資產的商人。

　　顧雛軍跨越幾個省收購國有資產，如果我們的政府機構屢屢被顧收買，那說明我們政府機構已相當腐敗。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部門會如此腐敗。我相信每個地方的交易都不是一個人說了算，都應該有一定的程序，特別是如此大的交易。

　　被顧收購的企業，都是比較差的企業，或者是經營不下去的企業。顧收購后，盤活了資產，讓一批不景氣的企業甚至已經停產的企業為社會造福，總比將這些資產爛在國有籃子里，讓職工失業要強許多。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即使出售價稍低了點，也是值得的。

　　收購容易消化難

　　我認為，企業并購有三類：養豬、養兒子和當人販子。以顧雛軍對科龍等企業目前的運營狀況，更像是在養兒子。

　　在家電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顧雛軍以較低的投資，大量收購閑置的生產線和不景氣的企業，然后用新的機制對其進行整合，迅速實現了規模效益。他以敏銳的眼光，發現了其他人所沒有發現的大量可以整合的廉價存量資產。從這一點看，他是中國企業家中的高手。

　　但是，顧雛軍在冰箱大王的理想還沒有實現的情況下，盲目進軍汽車業，顯得操之過急。特別是近幾年來，不停地收購，不僅導致人們對他收購資金的懷疑，也引起人們對他整合能力的懷疑。一個企業家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完。收購容易消化難，跨地區跨行業控制這么多家企業，很難有足夠的精力把這些兒子養大養好。

　　我國這幾年進行企業并購的，凡大規模并購，且跨行業并購的成功者少，失敗者多。三九、輕騎之類的案例太多了。顧雛軍能否把那么多企業，特別是跨行業的企業消化掉，我表示擔心。

　　人脈是企業家生存的根

　　在我看來，顧的長處是有戰略眼光，也有管理能力，是位難得的實干家。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注重人脈關系的商業環境里，要做好企業光實干還不夠，還得把關系做好。

　　中國有兩句古話：一句是樹大根深；一句是樹大招風。把樹大根深這話倒過來理解，則是根深才能樹大。顧雛軍注意經營企業，而不注意經營人；只顧讓樹長大，沒有細心扎根，這可能是個缺點。

　　他認為，創造財富，多交稅就應該得到尊重，沒必要去奉承社會，更沒有必要去討好政府。這在那些比較規范的市場環境可能行得通，但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環境下，可能會碰壁。

　　在中國，凡成功的企業家，都善于面對現實。作為海歸，在國外呆了多年后回到國內創業，如不能入鄉隨俗，很難在中國的商業社會里安身立命。

　　顧雛軍帶著海歸企業家的氣派橫沖直撞，在處理大家的疑點和好奇的時候，不是斥責就是不屑一顧，也許他認為這是商業秘密，或是沒有必要向大眾解釋。但你畢竟是上市公司，而且是幾家上市公司，別人有權利了解，你也有義務解釋。你越不解釋，別人就認為你的問題越大。顧所面臨的現狀說明，企業家在關系建設上犯大忌，遲早會把自己搞得四面楚歌。

　　因為樹大容易招風，所以樹大必須根深。然而，顧雛軍的企業之樹長了一丈，社會關系這個根卻只有一寸。從顧的交談中可以感覺到，他與監管部門，與地方政府等方方面面，關系都比較緊張。樹大根淺本來就很不穩，而顧雛軍始終把自己置于輿論的風口浪尖，成為整個社會質疑的主要對象，麻煩就在所難免。讓更多企業家一心一意創造財富

　　對企業來講，應當面對環境、適應環境，因為他們改變不了環境。

　　但如果一個社會，創業的環境太差，誰還愿意創業。像顧這樣的人，辦一個企業不夠，還要辦幾十個企業，到處去收購，一天干十多個小時，累死累活，這是一些最想不開的人。據顧講，他在回國前已經有上億的資產，如果為了錢，他沒有必要這么辛苦。然而，恰恰是在我們這樣的社會，對這些最想不開的人并不同情，并不理解。特別是那些仇富心態比較重的人，他們的愿望是這些企業早早垮掉，這些人早早的死掉。死得越慘，他們就越開心。

　　也有的人可能不是因為仇富，而是出于一己之利，無事生非，處處找麻煩。他們不是千方百計地讓人們創造財富，而是千方百計地讓人創造不了財富。結果，將很多的創業夢想扼殺在搖籃中。很多不善于搞關系的人，成為這種環境的犧牲品。

　　一份調查表明，我國許多經理人有70%的精力用于各種公關活動，只有30%的精力用于管理。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生存環境所致。

　　這些年，我們比較多地研究企業失敗的內在原因，卻很少研究企業失敗的外在原因。事實上，許多企業的失敗，不是企業家無能，而是外部環境太差。

　　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媒體，應該為改善創業環境多做工作，讓中國企業成功的多一些，失敗的少一些。特別是讓那些不善于公關的專家型企業家，讓那些從國外歸來的缺乏公關習慣的創業者，也能在中國這個土壤上成為成功的企業家。

　　征稿啟事

　　本報《評論》版下周讀者討論題目為《顧雛軍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歡迎來稿。可以參考本報及其他媒體近期有關顧雛軍事件的報道，對顧雛軍一案所反映出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探討。作者可選取某個角度展開分析，不求面面俱到，只希望言之有物。來稿一般控制在1000字左右。下周二截稿。

　　來稿請發往：janson@ssnews.com.cn，傳真：021--58392390。（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