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世界進入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
編者按2015年6月12日至20日,中英金融家俱樂部年會在倫敦舉行。作為該俱樂部的理事,國內知名經濟評論家鈕文新參加年會,并應邀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做了三場演講。本文為三場演講的主要內容。
“中國應當盡快著力于“新經濟學理論”研究,并逐步樹立中國經濟學在國際輿論當中的權威地位和影響力!薄o文新
CCTV證券資訊頻道執行總編輯 鈕文新
一般而言,世界經濟從里根、撒切爾時代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那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1970年。那時的世界基本遵循著“四化”方向發展。所謂“四化”指的是:經濟格局全球化、經濟制度私有化、經濟運行市場化、經濟管理自由化。最典型的特征是:放松金融監管所形成的“金融大爆炸”,它預示著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
“金融空轉”導致實體產業融資難
放松金融監管使得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金融運行更加獨立,這就是所謂的“金融空轉”,而使得整個世界經濟逐漸“脫實向虛”,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也隨之不斷弱化。從過去40年的統計數據看,全球實體經濟增長4倍,但基礎貨幣卻增長300倍。全球流動性金融資產與全球GDP之比 1980年為109%、1994年為218%、2005年為316%、2013年為350%。
在此背景下,金融自我循環,金融期限不斷趨向于短期化;而與之相伴的是:產業資本日益稀缺,金融資本日益強勢。這是怎樣一個邏輯?首先,金融自我循環的目的是金融套利,金融套利的資金期限無所謂長短,長有長的做法,短有短的做法,都可以套得相應的利潤;谌祟愔煨院徒鹑谥匦,期限越短、風險越;期限越短、收益相對越高越吸引人。從而必然導致“金融短期化”。
金融短期化使得實體產業融資發生困難,尤其是需要大量債務周轉的傳統產業。因為,金融投資者不愿意把資金借給“使用期限長、回報比較低”的實體企業。這正是實業資本不斷走向稀缺的重要因素。我們看到,1970年之后,大量實體企業自辦金融,其核心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重要的是為本企業融資服務,并通過金融盈利降低自身的融資成本。比如,日本的主辦銀行制度;比如到2008年,美國的GE公司金融利潤占到其總利潤的50%。這恰恰是專業金融無法充分滿足實體企業融資需求的體現。
實業資本的稀缺,衍生出另一個結果:金融資本強勢。原因是,所有實業資本必須依賴金融資本獲得成長,但能夠支持實業資本發展的金融工具不僅越來越少,而且大量實業資本逃離實業,轉向金融。所以整體而言,實業資本不得不越來越急切地求助于金融資本,這必然導致金融強勢。
為什么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會頻頻爆發金融危機?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世界各國看到的問題:一個國家沒有足夠的實業資本,經濟金融化、空心化,就算你有強大的貨幣霸權也難以逃脫危機的厄運。實際上,過去40年,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不斷提高。據統計:從1945年到1970年,也就是世界執行布雷頓森林體系期間,世界總共爆發金融危機39次;而1970年到1997年,世界總共爆發金融危機139次,而且44次發生在發達國家,99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為什么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會頻頻爆發金融危機?我認為,危機的爆發領域可以多種多樣,可以是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也可以是債務危機等等,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投融資期限錯配。什么意思?就是金融方向可以提供的資金期限越來越短,而實體經濟資金需求的期限無法隨之變短。就是說,短期的融資支撐長期的投資,必然導致重大風險。而許多危機都是這樣發生的。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以短期國際借貸支撐石油投資導致的危機;起源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也是以短期國際借貸,支撐長期的房地產投資導致的惡果。
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八大趨勢
這場金融危機之深刻,關鍵體現在它正在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使金融資本主義進入了其否定階段。這方面的趨勢已經顯現。其具體體現:
第一,從理論上,人們開始懷疑“新自由主義學派”,這是支撐了金融資本主義40年的重要理論。甚至連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大鱷也公開站出來否定“市場原教旨主義”。最近,他在《紐約圖書評論》上還發表長文指出:繼續采用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一套措辭和理論去統治世界已經行不通了,因為它們已經被過去的經濟實踐所證偽。
第二,奧巴馬一上臺就提出“再工業化”的主張,經過5年的努力,美國已經形成“新硬件”產業,機器人、3D打印等等一批新的產業和產品陸續問世。
第三,美聯儲在大規模QE的過程中,采用了“扭曲操作”,意在向市場釋放長期流動性,以改變金融短期化的趨勢。隨之,美國股市大漲,而去杠桿過程迅速展開,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實際上,去杠桿就是金融短期化的反向運動,是金融長期化的必由之路。
第四,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競相大規模QE,并借此壓低本幣幣值。表面上看,這是貨幣戰爭,是貿易爭奪,但實際是通過壓低長端利率,而為實體經濟創造一個優良的金融環境。因此,它實際是國際實業資本的爭奪。當然,本幣競相貶值的過程,也是勞動力價格相對下降的過程,這也為實體經濟的成長創造了條件。
第五,美國通過頁巖氣的開發,成功壓制了石油價格,這當然是為了“再工業化”而進行的努力。因為它同樣大幅壓低了工業成本。但遺憾的是:美國的中東盟友沙特阿拉伯正在不斷上調輸往亞洲的石油價格,這其中到底意味著什么?
第六,希拉里正式宣布競選總統,剛剛透露出的、希拉里的施政綱領中,不提環境問題、不提碳排放問題,而專注于中產階級收入的提高。什么意思?我認為,希拉里作為民主黨參選總統將繼續“再工業化”的進程,因為中產階級是高級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而絕不是各色服務員。所以,美國吸引全球實業資本的計劃還將繼續。我認為,耶倫會加息,但華爾街的口風已經變了,把加息解釋為“恢復到正常水平”。這和我一直以來的判斷高度吻合,美聯儲最多會把利率提高到“正常低利率”的水平。注意:耶倫主導已經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但從不提及退出扭曲操作的事情。我認為,美國依然會執行有利于“再工業化”的資本政策,吸引全球實業資本投資美國。
第七,金融危機之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金融危機之后,針對中國等出口大國的各色反傾銷案數量急劇增長,同時環保等非關稅壁壘也在不斷加高,包括碳排放稅的征收。實際上,這或許意味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在開“倒車”。這方面的現象更多,比如,英國脫離歐盟的聲音開始出現;比如,美國開始的TPP談判,背叛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已經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WTO[微博];比如,希臘會不會退出歐元區?等等,一系列的現象表明,未來全球經濟一體化將被賦予新的內涵。
第八,最近,IMF[微博]罕見地發布報告指出:如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經濟中的占比過大,金融業引發的經濟和金融波動的成本將超過經濟增長的貢獻。報告認為,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金融部門的發展已經露出過度的跡象。而實際上,美國、歐洲、日本、中國都在強調經濟結構調整,調到什么方向?大體應當看到:發達國家經濟需要“脫虛向實”——再工業化;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需要“重新找尋定位”。
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四大特征
基于上述現象,我認為,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勢必呈現出以下特征:
第一,全球經濟一體化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整個世界將在“新經濟格局”的背景下找尋新的平衡。但在新平衡達成之前,金融全球化和國家本位利益最大化將形成更大的矛盾和沖突,各主要經濟體對實業資本的爭奪更加激烈。由此而演化出:低利率的貨幣環境以及貨幣貶值競爭勢必長期存在。
第二,金融強勢依然存在。在實業資本爭奪的過程中,更多的金融手段將被利用得淋漓盡致,這也是我們之所以定義下一個時代為“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而不是新工業革命時代的主要原因。但是,與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不同的是:由于政府經濟政策的引導,金融將更多地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而金融短期化趨勢將獲得一定程度的“逆轉”。
第三,發達國家在實體經濟方向的投資增加,實體經濟在GDP當中的占比開始回升,但進程緩慢,不會立即取代金融資本的利潤強勢。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原有的實體經濟發生困難,難以找到新的定位。就算找到了新的定位,也會因為技術實力的差距而顯得舉步維艱,很容易掉進衰退的陷阱。
第四,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是“債權債務不斷擴張”的時代,而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則是“股權融資比例不斷加大”的過程。這與這個時代必須修復傳統實體經濟、助推新的實體經濟密切相關。尤其對于“新制造業”的投資而言,債務融資的風險與之風險不匹配,所以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一定是股權資本具有相對的主導地位,因此而推動新產業、新產品、新服務層出不窮,F在實際已經出現苗頭,比如機器人、3D打印、可穿戴設備、傳統消費品的個性化定制、物聯網等等。
全球經濟“新常態”三大表現
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上述特征恰恰吻合了所謂全球經濟“新常態”的表述。
2010年初,第40屆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如期舉行。會上,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總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首次提出全球經濟“新常態”的概念,并引發與會者強烈反響。此次會議專門研討了這個問題,并形成了會議的初步結論。具體表述分為不同的經濟領域。
在宏觀經濟方向,會議認為,經濟恢復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大多數美國人都在慢慢適應經濟形勢的“新常態”,F在,“新常態”經濟增長緩慢已經變成大多數人的共識,但這恰恰是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更加強調實體經濟增長的重要特質。因為,實體經濟投資沒那么簡單,首先要看清方向,然后才有嘗試性的投資,然后會出現投資熱潮,很多年以后才會有成功和新的產業,整個過程中失敗的投資比比皆是。所以,這個時代的經濟增長一定是緩慢的。這完全吻合“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特征。
當然,這次會議上,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則認為:美國經濟不會出現這種“新常態”,實現快速增長的可能性猶存。那薩默斯為什么這樣講?我的理解是,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認知依然存在,金融恢復要比實業增長容易得多。原因是,爛資產變成新的錢,一分鐘之后就可能產生贏利。
在金融領域方向,會議認為:金融體系不可能簡單回歸到危機之前,“新常態”的金融體系代表著“更低的金融杠桿與更多政府干預的結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賓塞解釋說:“我們將會有一個非常不同的金融系統,它的‘新常態’將是被嚴格地監管,資本需求會很高,銀行系統會更有效。”我理解是:所謂監管強化兩大結果:其一,金融自由化時代被修正;其二,監管會更多推動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這不正是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
在商業領域方向,會議認為:消費群體和消費觀念發生了變化,商業環境也發生改變,全球企業界需要撥開“經濟不確定性”之迷霧,思考在新常態中的定位,以適應這種變化。 我理解是:企業不只是思考,而是已經開始行動,“互聯網+”、新硬件、新能源等等都是企業家在行動的產物。這同樣符合我們對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特征的認知。
要樹立中國經濟學的權威地位和影響力
總之,2008年席卷全球的這場金融危機不只是一次簡單的危機,它已經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并開啟了世界經濟的一個新時代。這當然是中國的一次重大機遇。上一次機遇中國抓住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以改革開放為先導為中國鋪就了堅實的工業基礎,那么這次我們應當如何?我認為,中國首先需要倚重原有的工業基礎和優勢產業,并在此基礎上鞏固和拓展中國的實體經濟優勢。
首先要加快傳統產業兼并重組,并著力于升級改造,更重要的是:第一,無論是“互聯網+”還是“+互聯網”,都必須著力于商品定價方向的努力,為中國實業贏得更為寬闊的利潤空間;第二,需要加快新型產業培育,尤其是“新硬件”方向的努力,尤其需要在如何獲得中國成本優勢方向下大力氣;第三,趁此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轉變之機,中國應當盡快著力于“新經濟學理論”研究,并逐步樹立中國經濟學在國際輿論當中的權威地位和影響力,打破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論和輿論霸權,同時通過回答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要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如何避開華盛頓共識,從而走向全民共同富!獮槭澜缰赋鲆粭l新的、合作發展的共贏之路。只有這樣,中國的崛起才有厚度,才能真正樹立起中國經濟之于世界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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