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回眸之混亂90年代：徘徊在保壓之間　

　　本刊記者/王晨波

　　盡管滬市和深市已經開鑼，但1990年代初圍繞證券市場的爭論仍喋喋不休。王連洲清晰地記得，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討論制定《證券法》時，原北京電影制片廠的一位導演情緒激動地說：“什么股票證券市場，你們看過茅盾的《子夜》嗎？那就是萬惡的證券市場。”當時大部分官員和老百姓還不了解股市，普遍認為，證券市場是令人喪心病狂的投機場 所。

　　事實也的確像是這樣。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價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價格開始嘗試由市場引導。僅僅3天，股票價格就一飛沖天，暴漲570%！其中，5只新股市價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

　　5月21日，上證指數(資訊 行情 論壇)首度跨越千點，在全面放開股價的利好刺激下，大盤直接跳空高開在1260.32點，較前一天漲幅高達104.27%。

　　“1992年后，股票供求嚴重失衡，股票價格暴漲。大多數股民都還是糊里糊涂地開始炒股，莫名其妙地發了大財。當年一位深交所門口賣飲料的老太跟著別人買了若干股深發展(資訊 行情 論壇)，后來變成了1000多萬元，不可思議，示范效應太強了。”大通證券研究發展部副總經理劉嘉偉對本刊說。

　　而同時在深圳交易所，1992年的“8·10”事件引發了社會動蕩。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郵局收到一個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張身份證——很多人借用身份證買股票抽簽表。

　　8月7日，深市發售新股認購抽簽表500萬張，中簽率為10%，每張身份證可花100塊錢買一張抽簽表。“8月7日下午，各售賣點前就擺開了長龍，長龍迅速粗壯蜿蜒開來。有人拿來長長的繩子，男男女女緊緊抓住繩子甚至把繩子繞在手腕上。在最緊張的時候，人們緊緊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王安描述說。

　　情形一直延續到10日上午，這天早晨500萬張新股抽簽表早已發售完畢。“那些沒買到表的互訴自己的委屈，交換各自的所見所聞，人們開始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門，深南路癱瘓。警察來了，武警來了，高壓水炮來了。”王安說。后來政府清查出，內部截留私買的抽簽表達10萬多張，涉及金融系統干部、職工4180人。

　　“8·10”事件讓中央提高了警惕，“中央對股市的原則原本就是不做直接認可，以地方實驗為主，摸著石頭過河，試不好還可以關。”王連洲說。

　　隨后，1992年10月12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全國人大也開始討論要不要制定《證券法》。管理層開始實施以“打壓”為主的監管。

　　“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響猛跌22.2%。與5月25日的1420點相比，凈跌640點，兩個半月內跌幅達到45%。市場一冷就是一年多，加之1993年年中的金融整頓，連帶著股市也跟著泛綠。

　　到了1994年7月29日，“當時幾百平方的交易大廳里凄凄惶惶地坐著四五個股民，其他股民都上街示威去了。行情顯示屏下面貼著股民寫的大字報，‘股災’兩個鮮紅的大字觸目驚心。”一位北京投資者對本刊回顧了當時的情景。

　　7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證監會與國務院有關部門共商穩定和發展股票市場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發新股、允許券商融資、成立中外合資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發8月狂潮。上證指數從當日收盤的333.92點，漲至9月13日的1052.94點，累計漲幅215.33%。

　　“政策就是行情，在當時政策對于股市的作用可以說是立竿見影。”王連洲說。隨后一年，中國股市的管理層陷入了同股市的不斷較量中，股市也開始更加頻繁地出現“三日暴漲一日回”。管理層“一會兒當鼓風機，一會兒當救火隊，累得首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干到第三個年頭，就堅決退下來。”王安說。

　　到了1996年國慶節后，股市全線飄紅。證監會坐不住了，團團冷風朝股市吹來，證監會連續發布了后來被稱作“12道金牌”的各種規定和通知，意圖降溫，但行情仍節節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終于扼住了漲勢的咽喉。文中給股市定性：“最近一個時期的暴漲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話已至此，股民們只有奮力出走。那兩天，股民見面不說“吃了嗎？”只問“套了嗎？”。

　　后來第三任證監會主席周正慶在2003年8月回憶這篇社論時坦承，自己組織人撰寫了這篇評論員文章，周慶幸當時果斷擠破泡沫。這一擠，股市又是兩年多的消停。

　　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王大用在1998年的聯辦懇談會上說：“這個市場是個小孩子，剛剛成長起來，還比較調皮。你把它左打一巴掌，右打一巴掌，打得半死不活了。又意識到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依靠這個市場來辦，這個被打得暈頭轉向的小孩子又背上了千斤重擔。”如果說這個評論的前一句話適合1996年的情形，那么后一句話就是對1999年情形未卜先知的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