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7年，中國股市估值更是進入全面高估的極度亢奮階段。在2007年8月的時候，深滬市場加權平均PE分別為58.4倍和59.3倍，接近或超過中國股市PE估值的最高歷史上限。

　　但是，公司的盈利水平卻遠遠趕不上股價上漲的幅度。統計顯示，2007年的中國股市，即使將分紅派息因素考慮進去，1500多家上市公司當年實現利潤9517億元，以3‰的印花稅、券商2‰交易傭金及日均2000億元成交量計算，則2880億收歸國庫，1920億被券商收入囊中，兩項之和共計4800億元，大大超過當年上市公司2757億元的分配利潤。

　　中國股市在七年之后，再度被認為是缺乏投資價值的“賭場”。

　　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市場小組研究發現，美國主板市場是典型的盈利推動型，1926年-1996年的70年間，股價指數上漲了52倍，年均增長率為5.83%，但平均PE僅增長0.9倍，年均增長率僅為0.93%，股價指數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的不斷增長。70年間平均PE在20倍以上的時間僅有7年，只占10%，而平均PE在20倍以下的時間則長達63年，理性估值時段占比達90%。

　　與美國主板市場估值狀況變動相比，年輕的中國股市的股價指數上漲更多時間是靠非理性樂觀情緒推動股價指數上揚。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股市的悲哀，如若不能盡快實現股市繁榮動力從樂觀情緒驅動向上市公司盈利增長驅動轉型，那么，投機盛行、零和博弈的特質將成為中國股市長期無法擺脫的青春陣痛。

　　無奈博弈

　　中原證券研究所所長高上博士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國股市十八年》一書中寫道，在中國股市每次重大的拐點及行情產生的背后，都打下了深刻的政策烙印。

　　1992年1月的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1994年8月1日中國證監會出臺三大救市政策、1995年5月17日證監會宣布在全國范圍內暫停國債期貨交易試點、1996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指出股市出現過度投機、1999年的降息及《人民日報》發表的《堅定信心 規范發展》特約評論員文章、2001年2月19日B股市場對境內居民開放、2001年6月12日國務院正式發布擬“按市場定價方式”減持國有股、2005年4月29日證監會發布《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啟動股改試點工作，都導致了股市在短期內的大幅上升或下跌。

　　尤其是2007年5月30日，財政部宣布把印花稅從1‰提高到3‰，4個交易日內兩市股指最大跌幅達23%，連續4個交易日觸及跌停的個股高達700多家，500多只股票跌幅超過30%，單位基金凈值跌幅超過10%的基金家數高達120只。

　　高上博士認為，從宏觀政策調控股市的角度看，可以將中國股市分成以下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策扶持階段(1991-1996年)，由于市場剛剛起步，很難依靠市場自身的運行規律自我調節，必須依靠政策扶持；第二階段，政策依賴階段(1997-2005年)，隨著市場規模的增加，市場參與各方制定的制度、監管的力度、上市公司治理與機構自律都無法與市場發展的速度相適應，迫切需要政策調控；第三階段，市場轉軌階段，(2005-2008年)，解決股權分置的關鍵階段，對價是解決國有法人股流通的市場化手段，是監管層管理智慧的體現；第四階段，準市場階段(2008年-2010年)，解禁股全流通與股指期貨階段；第五階段，市場階段(2010年以后)，市場機制基本健全，管理層逐漸淡出政策調控，市場依賴自身能力自我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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