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為何最初試點只選擇了一家？在小飛樂很好的示范效應之下，在很長的時間里，發行股票的企業還是發展得很慢，1985年增加兩家，之后又停頓了些時間，到交易所建立的時候，股份制企業總共才11家。對于發行股票，上海當時應該是不缺乏躍躍欲試的企業。上世紀80年代初，上海涌現大量新辦集體企業，一開始就處于國家計劃“外”，資金來源必須到計劃外尋找，向民間，向職工集資，各種各樣的“股金券”、“內部股票”、“債券”大量出現。

　　裴靜之：在改革中，“影響小，不招眼”，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一點影響了之后股份制試點的選擇與推出，也影響了初期上交所上市公司的選擇。我們雖然步子邁得比較快，但始終也非常謹慎，不會那么快推開。因為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的，要看輿論狀況。

　　《第一財經日報》：國外股份制經濟主要集中在公路鐵路、海運、礦山、大貿易公司、銀行、保險公司等，這些大項目更加需要發行股票，投資性也會更強，能降低股市的投機性。但是，我們早期發行股票的企業，比較多集中在加工工業、中小企業，而且都是新成立的集體所有制企業。資料顯示，上海股份制改革好像都是從不起眼的企業開始，都是靜悄悄的。

　　裴靜之：是的，都是靜悄悄的。當時是要一步一步來的，我們也覺得最好是大型的，但是當時小企業有一個好處，影響小。

　　股票的分歧

　　《第一財經日報》：小飛樂出來的時候，是引發了很大的爭論的。當時主要有哪些分歧呢？

　　裴靜之：股票，往往給人印象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東西，都是要被批判的。當時有人講，上海絕對不能搞十里洋場，成為資本家的樂園。

　　莊曉天：當時還在討論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股票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上交所成立當天，這么重大的歷史事件，當天是沒有報道的。1992年2月，鄧小平南巡講話后，股票才開始真正大步發展起來。當時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及：“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央到地方都要組織集中學習的。一層到一層傳遞，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觀念上的撥亂反正。

　　第一個牛市的催生與考驗

　　《第一財經日報》：鄧小平南巡講話，最終使得上交所跨過了“政治檻”，真正邁出大發展的步子。之后你們做了哪些重大的動作？怎樣考慮的？

　　莊曉天：當時北京是沒有相對應的管理機構的，公司上市等問題都是由上海證管委直接操作。

　　我們開始大力推動上市公司數量擴容。當時上海證管委，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上海體改委等機構抽調人手組建的，人手不夠，所以發動各個部委，讓他們挑選優質的，同時急需資金的企業上市。

　　我們對企業的要求是，資產質量比較好，利潤不錯，而且有發展前途和優秀法人代表。我們下放事權，讓各系統自己審查，負責，然后由我們推薦上市，使企業通過證券市場的資本運作來籌措發展資金。

　　裴靜之：當時企業都爭搶上市。當年初定的規模是新發行4億多，實際發行6億多，但還是有很多被推薦企業沒有排上，因為每個部門的推薦都遠遠超出了初定的數字。比如說，工業部門，給到他們的額度是1.5億元，他們至少推薦3億元。

　　莊曉天：一些企業，其實之前都是沒有資金的，我們讓它們先上市，通過股市拿到資金，才真正大發展，比如豫園商城。當時城隍廟住的老百姓很多的，要發展，就要搬遷原住戶。豫園商城上市后，才有錢去辦理搬遷，然后發展起來。

　　在發行擴容進行中，我們抓的更為重要的工作是“放開價格”。

　　裴靜之：當時股票的交易價格有控制，沒有放開。為使證券交易市場化，經請示朱镕基決定放開市場價格。

　　當時，放開價格的決定，被高度保密。1992年5月18日下午，在上交所休市后，我們主持召開新聞發布會。為了保密，在發布前一刻，當天下午四點鐘，統發稿才打印出來。那一天，是周五，我們宣布，“下一個交易日，5月21日交易價格放開。”

　　那時候，我深刻感覺到，市場化對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莊曉天：價格放開后，直接導致了第一個牛市。股民拼命要買股票，一開始，是幾萬人買股票，上海人、外地人都有。過了一段時間后，就是幾十萬人排隊買股票。證券公司柜臺網點開始明顯不足，有半年的時間，上海市政府組織所有的證券公司，在市中心的文化廣場設攤，來盡量保證交易暢通。

　　最初，電子交易還很少，股民要到交易所或營業部現場交易，股民排隊也就成為當時的一大景觀。那時候有人在凌晨一兩點鐘就起床排隊買股票。幾十萬的人，集中在一起，你擠我我擠你，鐵門都擠倒了。

　　那時候，才是新發行第一只股票興業房產上市的時候，我們想第一只股票就這樣了，第二只第三只更不得了。所以，想了個辦法，就是通過發行認購證解決排隊問題。認購證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創造出來的，那時候我們沒什么經驗可以借鑒。

　　我還記得認購證在1992年推出來后，第一次到北京開會，跟朱镕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提及認購證，并沒有得到認同。

　　之后，深圳發生了1992年“8·10”新股認購事件，證明了上海發行認購證的決策確實是防患于未然。1992年8月9日~11日，深圳以發售認股抽簽表的方式發行5億元新股。從8日起，有超過100萬的當地及全國各地的準股民在全市302個發售網點前排起長龍，準備購買百元一張的抽簽表。9日早晨開始發售時尚能維持一定的秩序，但后因一些網點組織工作出現問題，造成秩序混亂，并發生沖突。

　　之后我到北京開會的時候，朱镕基說：“還是你們辦得好。”

　　當年，認購證賣出了207萬張，總共收入有六七千萬元人民幣，都用來發展慈善事業了。

　　《第一財經日報》：六七千萬，在當時是一筆很多很多的錢了。為什么不進入到上海的財政呢？

　　莊曉天：如果認購證最終買到股票的話，就是錢，如果最后買不到股票，這個錢就相當于沒有了。如果轉進財政，老百姓會想國家拿了去，那就不合適了。

　　《第一財經日報》：1992年第一個牛市后，同年很快又發生了第一個熊市。為什么？

　　莊曉天：我記得當時股市指數從1500點，一下子跌到了600點，是大擴容，股票多的原因吧。我們得出一個結論，股票擴容，除了要考慮企業的需要，還要與股民的需求相適應，過多不行，過少也不行。

　　《第一財經日報》：價格放開后，股市牛熊交替，幾輪來回。1996年，被認為投機氣氛濃厚，當年12月下旬，開始恢復價格限制，實行10%的漲跌幅價格限制。您現在怎么看待當時放開價格？

　　莊曉天：放開價格的決定肯定是正確的，市場化就該是那樣。現在的股市，投機也沒有比當時弱，甚至更強。

　　遺留問題與股市的中國特色

　　《第一財經日報》：非全流通，是中國股市至今的特色。這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不流通的法人股。為什么會限制法人股的流通呢？

　　莊曉天：最初，是我們決定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

　　法人股的存在，是基于上世紀80年代理論界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程度：搞股票市場既要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極成果，通過股票市場來籌措資金，又要堅持公有制為主導，所以發展股份制要國家占大股，或是全民、集體所有制性質的企業法人持有主要股份，所以我們在所有制成分上做了很多文章。

　　但是，當時許多股民買不到股票，開始出現了一些變相的“法人股”。一些人通過關系，以“法人股”的方式私下購買股票。我們很擔心這個問題，為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保持控制權，最終決定法人股不能上市。

　　其實，當時只是一個臨時的措施，沒有想到影響到了股市，甚至影響延續至今。

　　《第一財經日報》：A股和B股的分類，也是首創于上交所。為什么？

　　莊曉天：股市推出來后，港澳臺華人積極性都很高，都想要買內地股票，但是沒有身份證，不好買。

　　另外一方面，企業很需要資金，光靠到外地引資，解決不了問題。考慮到對僑民與企業都好，所以推出了特種股票，就是B股。

　　當時主要考慮的是境外投資者投資內地股市的金融安全問題。境外投資者很有經驗，當時我們就考慮到了金融安全問題，擔心他們興風作浪，把股市炒得很高然后逃走，所以把A股、B股分開，他們可以投資B股。

　　裴靜之：當時發行B股還有一種作用，就是中國的證券市場要逐步與國際接軌，發行B股的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素質、企業的會計報表、國際準則等方面與實體經濟都是不同的。

　　《第一財經日報》：您覺得當時究竟該不該搞交易所？直到現在，還有人討論當時該不該開，還有人認為當時開得太快了，沒有準備好。

　　莊曉天：確實是快了點。但開了還是比不開好，早開比晚開好。雖然有矛盾，但是可以在矛盾解決中推進。關鍵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決。

　　其實，就是我們國家整體經濟也都有這個矛盾那個矛盾，只有發展了以后，矛盾才能解決。不發展，很多矛盾還是不能解決的。

　　《第一財經日報》：當時是否希望中國股市與資本主義不一樣？現在究竟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莊曉天：我們最初想中國股市是否應該和資本主義市場不一樣，想要搞特殊性。現在看來，基本差不多。

　　《第一財經日報》：去年中國股市投機性很厲害，甚至比國際股市都強。您怎么看？

　　莊曉天：我們是希望投機性不要那么強的。但是現在還是和資本主義一樣，投機性太厲害了。股市怎么前行，還要加強研究創新。

　　裴靜之：要適當抑制投機。

　　莊曉天認為，1984年至1992年，是中國股市的初級階段。1993年初，他也恰好離開了證券市場的改革中心，與裴靜之一同又開始了改革的新進程，籌建上海浦發銀行，力主上海浦發銀行上市，拉開了銀行成批上市的序幕。

　　如今，他們已經從浦發行崗位上退下來了，不過莊曉天最近又開始籌建民營金融機構，他希望在非公經濟銀行推動中有所貢獻。

楊燕青 全秋梅 茅佩云     新浪聲明：本版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僅供投資者參考，并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