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明

　　2008年6月5日，美國銀行與匯金公司完成了股份交割，以每股約2.42元港幣的行權價格從匯金公司購買60億股建行H股。有關建行 “賤賣”的指責再次開始出現。

　　6月4日，曾受國有股東匯金公司委托參與戰略引資工作的建行副行長范一飛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首次向媒體詳披建行股改引資的來龍去脈以回應“賤賣論”。

　　第一次聯姻失敗

　　范一飛披露，建行早先曾與美國某國際大銀行接觸，商談了近一年時間，但該集團一直在投資入股建行問題上舉棋不定。終于在2004年11月的一天，該集團當時的董事長帶領一班高管出現在建行總部大樓21層的外賓會見廳。在發言中，該董事長首先稱這是 “歷史性的一天”，經過認真研究，他們同意出資5億美元，以每股1元的價格參股建行；同時，該銀行還承諾在建行上市后行使期權，繼續按照每股1元的價格入股建行；此外，會在建行現在或將來比較賺錢的一些領域，包括按揭貸款、公司業務、信用卡等，與建行成立合資公司。

　　聽到這些內容，不是主角的范一飛實在忍不住了，他問建行當時的主要領導：“我可以講幾句嗎？”獲得同意之后，他說：“今天我聽到你們講這些，我都懷疑是不是聽錯了。這樣的條件我們是決不會接受的！”會談不歡而散。該董事長離開時交待了兩個人，與建行繼續談判。這是他來建行的唯一成果。

　　2005年3月16日，建行前任董事長剛因個人原因辭職，該銀行的兩位高管就來到建行。建行行長常振明和范一飛接待。他們一開始就興師問罪，說建行太不像話，內部出了這么大事也不通知他們，他們是看報紙才知道。然后揮舞著手中的兩張紙說：“你們不是一直要我們出具投資的意向承諾嗎？有，但是不能給你們，我們現在對建行更加不放心了，必須對建行進行全面調查！”并且提出了一大堆調查的清單和理由，很多調查內容超出了一般商業范疇。“當時我正要拍案而起，是常行長一把把我拽住了。”當時的情形范一飛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

　　在和美銀簽署協議之前，建行先后接觸了20多家外國投資者，差不多把所有有可能成為戰略投資者的機構都找遍了，不僅是銀行，也包括保險公司和投行，但是這些機構都缺乏對建行的信心，最終錯失了投資建行的機會。

　　尋找發起人的曲折路

　　并不僅僅是外國投資者對于參股建行沒有信心，國內投資者同樣如此。根據《公司法》，需要五家以上的發起人才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在獲得注資完成財務重組之后，建行在尋找發起人上也是費盡周折。

　　當時，建行找了一些長期的老客戶，希望他們入股，結果有的公司管理層答應了，但到了董事會被否決了；有的公司管理層答應了，但到了主管部門被否定了。范一飛曾經被組織部門派往長江電力掛職一年，擔任總經理助理。長江電力最初同意出資30億元參股建行，但是在長電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一天李總(指三峽總公司總經理兼長江電力公司董事長李永安)給我打電話，說你能不能過來跟同志們再說明一下。我一聽壞了，當時我的腿傷還沒有完全康復，是拄著拐杖去宜昌的。用PPT給總公司黨委的同志匯報建行的情況。最后我拍著胸脯說：在座的都是我的老領導，我用人格跟你們擔保，這筆錢投下去，不敢保證說能掙多少錢，但是我想這筆投資起碼是安全的。”范一飛對于其間的細節還記得十分清楚。長江電力最后終于同意作為建行的發起人，但是把投資金額從30億元減成了20億元。

　　就在建行召開發起人大會的前一天晚上，作為發起人之一的另一家公司還在猶豫，差一點導致第二天就要召開的建行股份發起人大會開不成。有些股東雖然勉強來了，但信心不足，并且在建行上市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不時表露出對于投資能否收回的擔心。

　　踏破鐵鞋無覓處

　　引進美銀作為戰略投資者，對于建行的確有些“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雖然還是費了很大的周折。

　　2005年3月17日，就在前述某國際大銀行的高管離去的第二天，時任建行重組辦主任龐秀生告訴范一飛：“美國銀行(以前譯作美洲銀行)一位相當級別的管理者要來建行，你是不是見一下。”到見面時一交流，范一飛發現他們好像和以往的投資者不一樣，很有誠意，條件也不那么苛刻，起碼沒有硬性要求把建行的核心業務拿出來和他們另外合作成立公司，而以前的投資者差不多都有這個意圖。第一輪談判開局良好。

　　大約10天之后，范一飛又飛赴美國，在美銀總部進行第二輪談判。

　　第一天沒什么進展，第二天開始才進行了一些實質性的談判，第三天，到了下午快下班了談判還是沒有什么突破。

　　美銀的談判代表是后來擔任建行董事的格利高里·科爾，是個特別有經驗的并購高手。范一飛說：“他很強硬，一到關鍵時候就重復他的口頭禪‘IamwhatIam!’(我就這樣了！)表示絕不讓步。每一次讓步前，科爾就說這一條做不了主，需要去樓上請示董事長兼CEO劉易斯，在得到認可之后回來繼續談。幾次下來對方發脾氣了，說談了半天都是他們在讓步，哪有這么談判的？！我跟他講道理，裝作不行就走人。我的確買了第二天的飛機票，而且暗示他們我不是回國，而是去紐約找別人接著談。我當時的確已經約好了另一家銀行的CEO。”

　　第三輪談判在北京舉行，依然十分艱難。經常在凌晨三四點破裂，第二天或第三天再恢復。有一個插曲可以說明。按照雙方談判的進程，原本計劃在4月30日舉行MOU(諒解備忘錄)簽字儀式的。時間到了，應邀前來見證的貴賓，包括銀監會、央行、財政部等部門的領導也都到場了。但雙方仍因為匯率問題爭執不下，貴賓們空等了一兩個小時后離去。這一天終究沒有簽成約。

　　雙方的談判雖然很艱難，幾次瀕臨破裂邊緣，最終還是在6月份達成了協議。

　　與如今因為美銀“有戰略眼光”而飽受稱贊形成對比的是，美銀與建行簽了協議以后，在美國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協議一簽訂，《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都在批評美銀，說美銀投資建行無異于“進入了一個大賭場”。

　　據說美國國會相關委員會也把美銀高管叫到華盛頓，質詢為什么要投資中國的銀行。

　　那一段時間，只要美國的報紙上有關于中國銀行業，包括建行的負面報道，美銀內部總有人把相關報道送給美銀的董事長兼CEO劉易斯，劉易斯然后再轉給首席談判代表科爾，終于有一天科爾受不了了，找到劉易斯說：“這個交易我們到底做還是不做？如果愿意做這個交易，以后就不要再這么搞了！”

　　此言不虛，因為當時還沒有交割，美國人還有機會推翻協議，范一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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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