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賀江兵 唐 瑋 北京報道

　　歷史是面鏡子。

　　今天，海內外媒體把農行說得一文不值，惡意貶低其市場價值。可以想見，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之下，農行未來引進戰略投資者談判將十分被動，農行很難賣出好價錢。一旦農行以低價格引進戰略投資者，再過兩三年，當農行成為一個好銀行股價上漲之際，媒體一定會自以為是地說農行被“賤賣”了。農行今天面對的環境和遭遇，正是3年多前建行所遇到的。

　　在一片減持的傳言聲中，美國銀行以每股2.42港元的價格又增持了600萬股建行的股份，于6月5日生效，而建行6月4日H股的價格為6.78港元。于是，“三折賣”的質疑甚囂塵上，2005年就曾經熱議過的“賤賣論”再燃戰火。

　　在接受《華夏時報》專訪時，建行董秘陳彩虹首次作出回應，向本報講述了當初圍繞著價格的考量和博弈。陳彩虹認為，美國銀行最終會將持股比例保持在10%-11%之間(目前是10.75%)，但其間可能經過增持到19.9%—減持—再增持—再減持的復雜過程。顯而易見，增減之間，美國銀行的確獲利巨大，那么建行呢？

　　歷史老師教導我們，不能用現代的眼光看待歷史。同理，用2008年的市場表現衡量2005年制定的價格標準是否嚴謹？用吳敬璉的話，改革當然要付出成本，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若國有銀行錯過了牛市，或者現在的股價僅為0.6元，又當如何？目前，工行的市值等于兩個花旗，不是由于工行忽然長大，而是因為花旗大幅縮水。而中國銀行業的排名位居世界前列。

　　建行之所以沉默應對“賤賣”論，是因為“專家”們很容易從股價中計算出利差，但是，又有幾個人計算過建行引進核心技術的價值？當打著民族主義招牌高喊愛國之際，又有誰敢講出真相？

　　價格的背后

　　今年4月，建行董事長郭樹清赴美與美國銀行董事長肯尼思·劉易斯(Kenneth D. Lewis)會面，進一步探討股權合作和戰略合作。據當時與會人員介紹，雙方回憶起當初談判的艱辛時，不時唏噓。

　　當初，國內媒體高度配合海外媒體和機構，大聲叫嚷國有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破產”，中國銀行業在國際上既無聲譽又無吸引力，即使試圖引進戰略投資者，在全球廣發英雄帖，也是應者寥寥，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建行將橄欖枝拋向了老牌勁旅花旗銀行，但兩方在談判初期就停滯不前。“當時，花旗天天向建行提出要求，就是不談實質性內容。而且，不提供花旗的材料。”陳彩虹回憶說，導致談判直接流產的原因是，花旗當時提出折價，希望低于1元面值入股。

　　尋找國內投資人的過程也頗為坎坷。陳彩虹說，我們試圖引進發起人股東，向國家電網、寶鋼、長江電力、中海油、中國人壽等發出參股要約。后來，中海油、中國人壽出于各種各樣的理由，退出了。“中國銀行業能改革到什么程度，我們沒把握。”這成為內資謹慎的理由。

　　美國銀行出現了，與建行、中行都進行了談判。“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很猶豫，談判非常艱難。在光線暗淡的辦公室里，連續好幾天，一談就是五六個小時。”陳彩虹介紹說。

　　美國銀行也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當初，海外媒體稱其入股建行帶有一種狂野沖動的西部風格。而入股的消息一宣布，其股價也應聲而落。

　　在陳彩虹看來，為何美國銀行能冒險并最終獲利良多，根植于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對中國銀行業素質的判斷。

　　承諾不在中國做零售銀行與建行競爭，承諾永不控股，不派管理者，踏踏實實協助，美銀的誠意和背景都很切合當時建行所需。

　　而最關鍵的是價格制定。“既要保證對美國銀行有實際的吸引力，又必須是一個合理的市場價格。”陳彩虹表示。當初設計了三部分價格。上市之前，美國銀行以1.15倍市凈率，用25億美元購入約174.82億股；上市之時，再以5億美元購入約16.51億股；同時為了保證長期的合作，也設計了目前引發爭議的期權。

　　“如果單純想以價格吸引，完全可以把價格壓低與花旗合作，但明顯不合理。”陳彩虹補充說。

　　另外，銀監會對建行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提了4個條件，符合條件的外資銀行不多，這也使花旗銀行有了舍我其誰的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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