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觀察報》記者 陳莉
關鍵時期關鍵人物的變動,又給國泰君安IPO蒙上了一層迷霧。
雖然國泰君安各項指標均位列行業前茅,但是,眼下先后出現的互保爭議、自私唱多以及關鍵時刻出現的重大高管變動等問題,或會成為其IPO的障礙,國泰君安第三次上市能否成行仍不明朗。
高層出走緣由成謎
上市陡增變數
2014年6月4日,國泰君安在官網發布公告稱,陳耿同志因個人原因提出辭去公司總裁職務,繼續擔任公司副董事長,目前正在報上級主管部門和公司董事會審議批準。
陳耿為何辭職?究竟是為了上市出現監管層分歧導致陳耿離開?還是因被查引咎辭職?又或者簡單化就是因“裸官”被辭?他的辭職會不會成為一個一著不慎的“棋子”,讓公司再次止步上市門檻前?
對于其影響,國泰君安公告稱,“公司高管的職務變動,不會影響公司上市申請”。
有業內人士稱,陳耿辭職是為了轉任上海證券董事長,與之國泰君安受讓上海證券股權有關。但是為何選擇在公司上市的緊要關頭,這其中或許還有其他貓膩。而“裸官”的說法似乎已經坐實。據悉,其家人不愿意放棄美國護照,請辭和局級以上官員家庭背景審查有關。
然而,更多的擔憂來自陳耿或因與國泰君安董事長萬建華存在管理分歧而離開。有分析認為,由于各自專注領域不同,萬建華和陳耿對國泰君安的發展思路意見不一致。銀行系統出身的萬建華更多地希望國泰君安朝向以證券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發展,而券商出身的陳耿的想法則不盡相同。但分歧究竟在于什么,是如傳聞所言陳耿一直想搞個真正合伙制的投行,還是其他?國泰君安始終沒有正面回應。
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任浩寧向《企業觀察報》記者透露,根據其掌握的內部消息,國泰君安高層在公司內部治理上確實存在分歧,這才是陳耿辭職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時,武漢科技大學教授董登新[微博]也在接受《企業觀察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如果陳耿果真是‘裸官’被辭,對公司上市影響不大。因其國企背景,個人魅力作用有限,影響也有限。但如果是因公司高管在經營策略上產生分歧而離開,那影響就很大。”
天風證券研究所總經理朱剛向《企業觀察報》記者表示,“這只是其大的戰略布局中的一個小的操作。作為一家國家扶持力度比較大的券商,(陳耿的辭職)肯定是從有利于公司戰略發展方向的考慮,結合中國經濟轉型和政治上的導向而做出的決定。”
為深入探求事情真相,《企業觀察報》記者致電國泰君安董秘辦公室,但電話始終無人接聽。國泰君安資產管理公司的一名高管給《企業觀察報》記者的回復是:“不清楚。跟我沒關系。”
董登新告訴《企業觀察報》記者:“一個公司在IPO之前出現關鍵人物變動,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勢必都會動搖投資者信心,進而影響公司上市進程。”
互保、收購、唱多受爭議
多措并舉難以保證上市
此前,為確保公司順利上市,國泰君安已然在布局。
國泰君安的第一步棋就是選擇保薦人。
根據招股書,國泰君安IPO的保薦人和主承銷商都有銀河證券,這樣,就與銀河證券形成互保。雖然監管部門沒有明確規定不允許券商互保,但是券商互保成為不能說的秘密,這也是業內人士普遍擔心的問題。
有業內人士指出,一方面,券商互保可以節約成本,降低風險。公司IPO的承銷費是很大的一筆支出,以阿里巴巴[微博]為例,如果阿里巴巴的IPO規模真的能夠達到200億美元,那么付給投行的承銷費將高達4億美元。“如果券商之間是互保關系就可以一個相對低的價格達成協議,互惠互利。”上述人士進一步說道。
但是,另一方面,從公允的角度而言,券商互保難以保證盡職調查,有互相包庇之嫌。由于券商對保薦流程知根知底,比較容易做手腳,就造成保薦人很可能會對被保薦機構進行包庇。此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兩家券商或許還存在大股東關聯關系,從而產生利益輸送。
對此,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朱武祥在接受《企業觀察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券商互保的風險因素大不大,則要看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的審核,據此來加以判斷。”
收購,是國泰君安走出的第二步棋。
據了解,國泰君安為擺脫“一參一控”的束縛,于今年年初就與屬于同一實際控制人的上海證券密談擬收購事宜。其中,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國際集團)共計持有國泰君安46.74%的股權,為其實際控制人;同時,上海國際集團全資控股上海證券。
根據上海國際集團于6月5日發布的公告,該公司已與國泰君安就上海證券51%股權轉讓事宜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交易價格為35.71億。該協議已上報國資委[微博]審核,待證監會[微博]審批通過。
這被業內人士認為是國泰君安為上市“清障”。
之后,國泰君安又祭出第三步棋——連續唱多A股市場。
在此前的4月份,國泰君安半個月內連續七次唱多A股。4月8日國泰君安首次唱多時,滬指當天報收于2098.28點,漲幅1.92%。4月9日,國泰君安繼續發布題為《400點大反彈系列之一:堅定看多》的研報,當日滬指上漲0.33%,滬市643家實現上漲。 4月10日,再繼續發布《400點大反彈系列之二:大反彈才剛開始》,受其影響,股市一度達到2146點的高位。在接下來的4月11日—4月20日,國泰君安又陸續發布了研究報告《400點大反彈系列之三:滬港互通是新催化劑》、《400點大反彈之四:一觸即發》、《400點大反彈之五:五朵金花正值綻放時節》、《400點大反彈之六:脫離衰退性寬松舊框架》。然而,到了4月22日,滬指報收于2072.83點,低于4月8日點位,唱多失敗。
原本是空頭司令的國泰君安為何4月份起瘋狂唱多,即便是屢遭安信證券反駁也毫不動搖,這讓很多投資者驚呼看不懂。然而,4月22日晚間,國泰君安IPO預披露的消息一出,業內一片嘩然,國泰君安“自私”的目的昭然若揭。
“這顯然已經成了一出鬧劇。” 任浩寧指出,國泰君安此舉暴露出的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券商風格:“表面上是在研究政策,而實際上不看基本面。”然而,投資者又十分看重他的承諾,故而其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三步棋走下來,國泰君安似乎步步險勝,實則隱患不斷。一著不慎皆可能險象環生。
新聞內存
IPO夙愿已久 國泰君安三次沖關
過去十多年間,國泰君安累計三次沖關IPO,曾兩度夢碎上市路。
早在2001年分立之后就計劃上市,2003年6月30日公司第一次沖關失敗,未能上市;2007年又因受制于“一參一控”政策而擱淺。股權置換完成后,直到2012年末,國泰君安才第三次啟動IPO。
2000年,國泰君安首提上市計劃。2001年開始一系列股權轉讓。經過大量股權轉讓,上海國資成為第一大股東。然而,這次精心布局并沒能將國泰君安順利抬上IPO花轎。
2003年6月30日,國泰君安宣告第一次IPO失敗。
2007年國泰君安再度向IPO發起進軍。然而,2008年3月,因證監會制定的“一參一控”的證券公司監管政策,國泰君安上市路再生變數,止步不前。
受制于“一參一控”要求,國泰君安一直無緣上市。直到2011年末,匯金公司與上海國際集團完成了關于申銀萬國[微博]與國泰君安股份的置換和轉讓工作。置換后,匯金公司成為申銀萬國第一大股東,并不再持有國泰君安股權,阻礙國泰君安上市的最大障礙至此得以掃除。
2012年末,國泰君安再啟上市。作為國泰君安的核心人物,據聞該公司董事長萬建華曾立下軍令狀,推動國泰君安在3年內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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