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周揚

　　陽光穿過半透明的穹頂，投射在漢白玉的羅馬立柱上。兩根立柱中間，擺著一面銅鑼。尉文淵被一格一格的陽光籠罩著，他站在有80多年歷史的彈簧地板上，他站在銅鑼面前，奮力一敲——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市了！時間是1990年12月19日。

　　中國股市第一鑼由35歲的尉文淵敲響，其時是上海證交所的第一任總經理。敲鑼的時候，他身邊站著劉鴻儒、闞治東、管金生……

　　18年后的今天，已經53歲的尉文淵，穿著白色的馬球衫，戴著眼鏡，在上海淮海路的一幢寫字樓里經營著他的生意，他已是一個體制外的普通商人，與股市無關。

　　在黃浦江邊、在外白渡橋北堍的黃浦路15號，浦江飯店已有160多年的歷史；相比之下，上海證券交易所18年的歷史顯得如此短暫。

　　在上交所成立之前，浦江飯店曾是闞治東的辦公室。1990年的闞治東是申銀證券公司總經理，他和時任萬國證券公司總經理的管金生以及尉文淵并稱上海灘金融界的三大“猛人”。1990年，三大“猛人”構成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建的核心層。

　　1997年8月15日，國務院決定，滬深證交所劃歸中國證監會直接管理：上海證交所的歷史由此發生重大轉折。隨后尉文淵下海經商，闞治東南下深圳。

　　18年后，一度面臨牢獄之災的闞治東開始新的生意，管金生則已鋃鐺入獄，尉文淵則獨善其身。

　　籌建上交所

　　尉文淵和闞治東都說，當年成立上交所的條件還不成熟。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的思潮、計劃經濟的桎梏、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包括傳統的意識形態——上交所成立沒一項條件成熟。”尉文淵說。

　　但上交所必須成立。

　　1990年之初，為了向世界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不變，國家提出了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在上海制定的浦東開放一攬子計劃當中，就包含了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計劃。

　　這個計劃得到了中央的批準，上海證券交易所也取代設想中的北京證交所，當時是進入籌備。

　　人民銀行金融管理處負責牽頭組建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備辦公室。當年的金融管理處權限很大，“相當于證監、銀監、保監一把抓。”尉文淵說。

　　35歲的人行金融管理處副處長尉文淵在1990年6月底成為上交所籌備負責人。

　　尉文淵在31歲時就成為國家審計署的處長，因為夫人在上海要生孩子，只好回滬，在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當個正處級的副處長。

　　尉回憶說，當時“什么都不懂，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借鑒。”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環境，“所以給我們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尉把整個交易所的籌備工作分成選址裝修、規則起草、紅馬甲培訓、組織上市公司幾大塊，當時上海幾家證券公司的老總如闞治東、管金生等各領一塊任務去分頭完成。

　　選址浦江飯店

　　那時候離浦江飯店不遠，有條青浦路，曾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因為都是證券行業在此落戶。“每到中午吃飯的時候，紅馬甲滿街都是。青浦路大概不到一公里長吧，曾是中國證券業高度集中的地方。”尉文淵感慨說。

　　上海證交所的選址就這么確定下來。剛開始的內部裝修等花費居然是尉文淵借來的，“我向人民銀行借了500萬來籌建上交所，后來上交所收了會員費才還清了這筆錢。”

　　中央財政和上海地方財政在當時都顧不到上交所，因為誰也沒想到這是個劃時代的東西。“交易所就像個野孩子，一開始冒出來自己闖，弄到后來才越弄越大。”尉文淵說。

　　交易所的人員編制是尉文淵向上海市政府討的，最初有50多個地方事業單位的編制。“因為當時中央編制很緊。”倘若中央給了編制，上交所就變成中央單位了。

　　因為編制是上海政府給的，交易所也就變成了地方管理的事業單位。這為1996年以后滬深兩地的交易所之爭埋下了伏筆。

　　1990年12月19日，僅僅籌備了一年不到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飯店舉行了開業典禮，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朱镕基致開業詞。

　　上交所首任總經理尉文淵敲鑼開市，他也成為當時全球最年輕的交易所老總。“那個鑼的聲音比較悶一些，聲音偏低沉，不是我們想象中很蕩氣回腸的樣子。所以開市的時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響。”尉文淵回憶。

　　充分自主

　　在上海證交所成立的日子，即1990年11月26日，在上海華商賓館內，上海證交所首次會員大會召開——這個會奠定了上海證交所“會員制自律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當年還沒有證監會。

　　首次會員大會的重要議程是選舉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理事，由13人組成的理事會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最高權力機構。

　　其中會員理事有9人，從證券公司會員中選舉產生，闞治東、管金生都輕松當選；非會員理事有4人，包括理事長李祥瑞、總經理尉文淵，還有2個政府人士。

　　按照上交所設立時的章程規定，理事會、監事會要有政府參與。比如監事會要有人民銀行、上海財政局的參與，后來上海市計委也派人參與理事會。

　　當時市場組織鳳毛麟角，就算有一兩家也是政府辦的。所以提出建立會員制的交易所“也是思想解放，改革的一個突破。”尉文淵說。

　　首屆會員大會的另一個重要議程，是選一個副理事長。由于是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的第一任副理事長，這個頭銜充滿了吸引力。

　　闞治東在事前聽說，萬國證券的管金生為了爭取這個角色，已經派他們公司黃埔營業部的謝榮興做了不少游說工作，擺出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態。

　　從那次選舉的結果看，市政府、人民銀行的理事把票都投給了闞治東。“他們不希望管金生擔當那個角色，他們嫌老管野心太大，霸氣太足。”闞治東覺得自己當時辦事謹慎穩妥——或許是兩人性格的差異，導致“327”事件之后的不同命運。

　　尉文淵在第一次會員大會上被聘為上交所首任總經理。

　　中國證監會在1992年底成立，真正開始發揮監管作用還是1993年。在此之前，上海證交所的權力很大，“游戲規則都是自己定的，”尉文淵回憶說，即使在證監會成立初期，也和交易所之間形成一個自然分工：

　　證監會主要在一級市場管理，交易所負責管二級市場。正因為如此，交易所在當時的環境下發揮了自主能動的主導性，尉文淵將這種主導性歸納成四個方面：

　　第一是管人事，會員大會選舉理事長、總經理按程序來，不用證監會操心。

　　第二是管交易規則的制定，早期漲跌停板的取消，T+4到T+1再到T+0的交易規則，都是上交所定的，沒有證監會的運作。

　　第三是市場供求關系的調整。當年尉文淵進場時是笑臉還是陰臉，都被當成一個身體語言。

　　第四是交易產品的創新。上交所早年推出新的交易品種，都是自己研究決定，不用證監會批準。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債產品創新。

　　創新當然有風險，國債期貨成為1995年2月“327”事件的主角，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尉文淵和闞治東都不愿多提，具體經過也在早年見諸報端。

　　萬國證券因為“327國債”事件造成的損失高達60億元人民幣，當年力爭上交所副理事長職位的萬國證券總經理管金生因為這根導火索，最終被判有期徒刑17年。

　　雖然尉文淵直到今天仍然堅持認為“上交所和我個人在327事件當中沒有任何責任”，但因為各方壓力，他還是辭去了上交所總經理的職務。

　　闞治東在327事件發生的當天不在上海，“自營部的經理告訴我，整個下午都找不到我，電話也打不通。”闞因此而躲過一劫。

　　盡管國債期貨市場出了問題，后來逃脫不了被關掉的命運，但上交所的產品創新對帶動當時的國債市場的確起了很大作用，“至于327事件涉及到的宏觀面和政策面等其他方面的原因，留待世人去總結。”尉文淵說。

　　深滬競合

　　尉文淵說離開上海證交所還有另一個理由，“主要是證監會逐漸強勢起來，我們之間摩擦就比較多。上海證交所的自主權也因此越來越少。”

　　當初上海、深圳交易所自由競爭的時代，競爭使大家共同進步。“現在滬深兩個交易所發布的文件、公告除了落款單位不同外，其余的幾乎完全一樣。”尉看起來很懷念早期時代。

　　競爭是早期證券市場發展的主線之一。

　　早期深圳交易所做了一些事以后，上海就有很多學習借鑒的地方，包括印花稅也是深交所先開，上交所跟進。

　　上海市場后來才慢慢發展起來，深圳也開始看上海了。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上交所的無紙化、電腦交易走在了深交所的前頭，包括辦一張自己的證券報，上海和深圳也在互相學習促進。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上交所、深交所開始了由地方性資本市場向全國性的轉變。從1995年3月開始，上交所成交額大幅超過深交所，到了1996年左右，隨著香港回歸這一重大利好，深圳交易所吸引了各地新上市公司。

　　就這樣從1996年8月開始，深交所成交額開始全面超過上交所，當年深圳成指以174.92%的漲幅名列全球第一，“深強滬弱”的局面就此形成。

　　327事件之后，申銀證券于是整合萬國證券，在1996年成立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當時國內最大的股份制證券公司，闞治東擔任董事長和總經理。

　　申銀萬國成立后在深圳市場的表現很搶眼，“上海有人覺得深強滬弱的很大責任在于申銀萬國轉移陣地，提出申銀萬國應該多為上海做貢獻。”闞治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