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界叛逆堀江貴文和他的活力門(1—4章)(5)

　　第四章 活力門重創“和為貴”

　　有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活力門事件讓人們看到了處在政府保護下的島國資本主義內部的糜爛,更暴露了許多在國際上趾高氣揚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資本市場上的不堪一擊，喚醒了這個世界最富有國家之一的國民對滋生官僚腐敗和企業墮落的土壤的注目，尖銳地提

出了在法人資本主義橫行下長期被蒙蔽的核心問題：企業、股東的基本性質到底是什么。

　　日本媒體紛紛預測，由活力門公司發起的這場“革命行動”，將引起一場持續10年甚至20年之久的

　　一、亡羊補牢，日本政府緊急修改法律

　　在這次事件中，活力門公司需要面對的壓力，不僅來自經濟界，更主要的來自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從來就是日本財界利益的代言人，一貫以日本巨大企業集團的“護送艦隊”自命。在這次事件中，政府也始終站在尋求社會變革的活力門公司的對立面。雖然他們對活力門公司的做法找不到漏洞，因而無法露骨地直接介入，但作為現存秩序的維護者，貌似公正的政府官僚和政客們，通過各種場合對“叛逆者”的所作所為頻頻表示不滿，并間接施加一些壓力。誠然，舊秩序的破壞者是不可能得到當權者們的原諒和理解的，但除了對活力門公司利用法律的空當和超越社會規范煽起的巨大社會動蕩感到憤慨外，日本政府還有更大的擔心，那就是害怕外國資本利用這樣的手法滲透到日本公共傳播事業中以操控日本的社會輿論。活力門公司用于收購日本廣播公司的股票的主要資金來自美國的雷曼兄弟證券投資公司，也就是說理論上講，外國資本有可能真正間接地進入政府嚴格限制的領域，從而有觸犯政府關于在公共傳播事業中外資股份比例不得超過20%的法規的危險。由于日本政府沒有預想到此類事件的發生，因而，迄今為止還沒有針對外資間接滲透到這個領域的具體法規限制。為此，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總務省才慌張地行動起來，提出緊急修改電波法，以嚴格限制外資對公共傳播公司直接或者間接的出資形式和比例。

　　然而，最讓日本政府擔心的，還是即將改訂公布的“新公司法”的內容。在日本，社會對于企業和其所有者基本采取的是人本主義的態度，即“社員第一主義”和“雇傭至上主義”。所以，讓人感到企業的所有者并不是股東，而是企業廣大員工。這就是所謂人本主義的典型體現，也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特性。但是，根據亞當•史密斯的資本理論，股東們投入資本，企業創造出超過其成本的價值，并把價值和成本差額即“利潤”做到最大化，這樣，企業對社會也算是貢獻了最大價值。然而，由于股東們有投資，因此，在歐美國家，企業獲得的利潤理所當然地要分配給股東。而在日本，企業的利潤則主要以獎金等方式分配給了企業的員工，這與資本的理論是矛盾的。而這個以封閉性為前提建立的日本式資本主義體系，也正是日本政府通過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規要竭盡全力去保護的。在經營國際化和資本全球化的時代，日本一直利用政府這個屏障保護著國內市場以及日本企業，使它們在本土不會真正受到強大的外國資本的威脅。面對外部持續的壓力，日本政府始終采取軟拖硬磨的各種方式，將大量虎視眈眈的外資暫時堵截在了國門外。盡管歐美政府和企業幾十年來都在指責日本市場的封閉性，并在國際上經常嚴辭批判，但是直到今天，日本的資本市場依然是相當封閉的，日本的企業國際化程度在本質上照樣沒有什么改觀。不過，隨著日本經濟對國際市場依賴性的空前增長，也由于小泉政府在構造改革中的各種國際承諾履行期限的逼近，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真正有所表示，而改訂“新公司法”也就是這種表現姿態中的一環。

　　在由于活力門事件而被臨時決定延期一年公布的“新公司法”中，將允許外國資本通過其在日本的全資子公司利用股票交換和股票擔保的形式對日本的企業進行購并，這一點至少從理論上為外國資本按照國際慣例在日本市場上追求資本價值最大化開辟了道路。但同時也使日本企業增加了被稱作“禿鷲基金 ”的國際投機基金作為吞食對象的危險性。按照國際市場尺度來看，在封閉的日本市場內，許多企業的股票價格一直偏低，這就導致了企業市值總額偏低。據統計，市值總額少于純資產的企業居然占上市公司整體的三分之一之多，令人吃驚。簡單列舉幾個例子。美國的GE市值高達3500億美元，而日本的松下集團卻僅為其十分之一；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公司市值達2400億美元，日本的零售業老大伊藤洋華堂則不過155億美元左右；美國石油界巨頭埃索公司市值為3200億美元，與之相比較，日本最大的新日本石油公司也不過僅100億美元；而最突出的則要數銀行，日本的東京三菱銀行和UFJ銀行合并后，總資產高達19000億美元，為全球之最大銀行，但是其股票市場上的價值居然僅有區區900億美元，才名列世界第9位，這簡直難以置信。

　　另一方面，像此次日本廣播公司和富士電視集團之間的資本結構關系倒掛現象，在日本企業中也十分普遍。比如，軟銀公司的市值為14，762億日元，而其子公司日本雅虎公司卻高達35，635億日元；富士電機公司市值僅為2358億日元，可子公司富士通卻為其5倍的12，792億日元；伊藤洋華堂市值是16，371億日元，而子公司“7-11(Seven-Eleven)”公司則達23，904億日元；日本最大的電信公司“NTT”市值為68，631億日元，而從它分割出來的“NTT-Docomo”公司規模龐大到81，816億日元。因此，在購并時代到來時，不少在股票市場上市值偏低的日本企業，將會成為被收購的最佳對象，甚至有可能拖累其子公司。除了上述公司外，市值過小的大公司，諸如在中國也很著名的三菱重工、麒麟啤酒、花王以及先鋒公司和愛普生公司等，都有成為外國資本獵物的可能。誠然，長期處于政府保護下的日本企業中普遍都存在著對外國資本的恐懼心理，據調查，在主要企業的管理階層中，70%以上的人害怕公司被外資收購。懼外恐外，實際上不過就是日本社會封閉性的反證而已。然而事實上，由于日本社會的特殊氣氛以及其復雜的文化，真正敢于在日本市場進行購并的外國資本目前還是不多的。這些年倒是日本企業之間的互相購并正在蓬勃展開，活力門事件在大銀行、證券公司以及制造業接連不斷的購并高潮中，其實不過是一個很小的插曲而已。但它所采取的方式卻是非日本式的，因此，從日本政府因為該事件而不得不延期一年頒布“新公司法”就可以看出，它造成的社會影響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二、媒介特權和神圣品牌遭重創

　　活力門公司作為深受廣大年輕人支持的新生IT公司，其行動反映了在變革的時代中，逐漸成為牽引社會主流的年輕一代對改變現狀的強烈訴求：要拿現存的媒介開刀！在此次行動前，堀江貴文總裁曾經發表的一番殺氣騰騰的宣言很發人深省。當采訪記者問到堀江是否準備收購東京的電視臺時，他明確地回答說：“我們就是為了破壞現存媒介的特權以及被神圣化的品牌，才去收購電視媒介的。我們要成為特洛伊木馬，鉆到敵方內部，先利用媒介現有的神圣化之力量來擴大我們的能力，然后就把它破壞掉。而且，一旦把媒介收購掉，人們就會說，本來以為媒介是圣域，結果就這么回事呀，于是，神圣化的力量也就完蛋了”。

　　在某種意義上，堀江的行動實際就是對整個既存的社會舊秩序的公然挑戰，而且，這樣的挑戰使他們的行動產生了強大的國內壓力，而這個壓力所引起的社會劇烈震動，可能連堀江本人都始料不及。日本是一個島國，民族單一，加上長期的封閉環境，更導致了整個社會根深蒂固的排外性和封閉性。在歷史上，往往都是借助于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才能多少改變一些這個頑固不化的一統社會。19世紀，美國殖民船隊培里率領的“黑船艦隊”用堅船利炮敲開了幕府時代的日本大門，引起了劇烈的社會變革，讓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由亞洲小國一舉躋身于世界列強之列。上世紀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最后還是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再次用實力挫敗其野心。用強大的外在壓力迫使這個國家投降認輸，放棄軍備和戰爭，選擇了發展經濟、和平立國的再生方向，這些事實似乎證明，日本社會如果要變化，也許只有期待來自外部的壓力才行。今天，當日本自身還處在世界經濟強國的地位時，島國文化的傳統屬性只可能不斷強化其對外的封閉性，任何外在壓力對它也許只是耳邊風。正因為如此，世界輿論在評論“活力門事件”時，不僅注意它在經濟層面的破壞力，同時也很看重它對日本整個社會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以及隨后可能帶來的巨大變化。因此，此次事件可以說是自從“黑船艦隊”以來，首次在日本社會內部產生尋求變革的巨大壓力。

　　三、日式法人資本主義走向崩潰

　　是資本主義就必須玩真的。以前，日本政府為保衛日本大企業和金融機構免遭國際資本主義游戲規則的侵略，千方百計地拖延開放市場和放寬限制的時間。這次事件的結果將逼迫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更為具體的行動來。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首先是對活力門公司進行譴責，同時對富士產經集團百般同情。對于在資本主義國家很正常的企業之間的購并行為，他們則火冒三丈，偏向地定性為“敵對性收購”，斥責活力門公司玩弄“金融魔術”，甚至立即習慣地動用行政力量，調查活力門公司是否有違法行為并準備興師問罪(有人甚至造謠說收購的錢是來自北朝鮮的地下資金)，甚至提出要限制外資提供收購資金等。針對今后可能連續發生類似的情況，日本政府已著手制定各項新法規進行限制。這些行為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衛現行僵化保守的社會體制，保衛政府和大企業以及大金融集團之間的長期利益同盟關系，最終還是要保衛日本封閉保守的“假資本主義”不被真正的國際資本主義的湍流所沖垮。有人評價這次事件的核心意義是一場“美國式資本主義對日本式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盍﹂T公司運用真正的資本主義手法，在日本市場大膽實踐并取得初步成功，讓日本政府再也無法為拒絕改革而繼續推委搪塞了。

　　其實，所謂資本主義，就是一切經濟活動都應根據資本的原理進行，而最能夠體現資本原理的正是購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幾十年前就一直在尋求撬開日本經濟上“閉關自守”的大門，但在日本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集團聯合構筑的固若金湯的城池前遲遲未能得手。2002年，美國政府就要求日本政府“通過產業再生法的修改，引進促進購并的現代兼并技術，使準備再生的企業可以利用‘三角兼并’以及‘現金兼并’的方法”。日本政府表面上經常做出姿態表示要逐步實現“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并表示將消除大企業和金融集團之間相互持股的現象并取消各種行政限制。然而，這一姿態多少年來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進展。而這次從日本社會內部爆發的活力門事件展示了美國式購并的震撼力，將成為對獨善其身的“日本資本主義”這個堅固的保壘發動的一次總攻擊。預定2006年正式實施的“新公司法”，將不得不反映出這次社會震蕩的結果，“新公司法”肯定將開辟日本經濟的新紀元。

　　活力門事件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社會的覺醒，加速了日本“法人資本主義”的崩潰和“大眾資本主義”的早日來臨。說到底，活力門公司此次行動，提出的核心的問題是:“企業到底屬于誰”和“應該如何考慮股東的利益”。前一個問題觸及了傳統的大家族式的公司只顧大企業和大銀行利益的這一“日本式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既有挑戰性，又有破壞性。而后一個問題則是對封閉、守舊、頑固的日本經濟體制的強烈質疑，反映了廣大小股東對保護自身利益和提高市場自由度和透明性的迫切愿望。由于二戰后日本對財閥的改造不徹底，以舊財閥為主體的資本在經濟重建和發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社會傳統的封閉和保守的本性，使得真正的資本主義化一直很不徹底。長期以來，日本的資本主義其實主要是恣意橫行的法人資本主義，一般的小股東根本沒有什么發言權，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等互相擁有對方的大部分股份，以保證對企業的長期控制，彼此形成強大的利益聯盟和穩固的權益壟斷，這就在整體上強化了日本社會在經濟上的排外性和守舊性，對此，許多人甚至稱之為“戰前財閥的復活”。

　　相反，像活力門公司這樣的新生IT公司，主要都是以社會上的一般投資人作為股東，他們收入不高但人數眾多，覆蓋層面廣，社會代表性強。堀江甚至多次將自己公司飆升后的股票進行低價分割，降低入市門檻，目的就是想讓更多的一般老百姓買得起(后述)。這種形式可以讓分散的小股東們迅速便捷地通過公司去實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監控公司的經營，提高企業價值以實現股票收益的最大化。這種做法旨在實現資本對大眾股東的回報，代表著擁有一定財產并有意進行股票投資的廣大市民的強烈意愿。日本在戰前曾經屬于比較純粹的資本主義，直接金融(即個人直接投資企業發行的股票和債券)和間接金融(個人在銀行存款，銀行對企業借貸投資)的比例為70%對30%，這和今天的美國幾乎是一樣的�？墒�，后來日本政府推行以培養銀行為中心的產業政策，導致了直接投資的萎縮和間接投資的膨脹，比例變成了今天的30%對70%，完全顛倒了過來。由此，日本的股票門檻被人為抬高，單價動不動就數十萬日元(數千美元)一股，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敢問津，只好被迫把錢存在幾乎沒有任何利息的銀行，從而形成了多達800兆日元(約和80000億美元)的國民儲蓄。然而，當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人們對產生大量呆帳死帳的金融業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于是，由間接金融向直接金融回歸的社會需求便逐漸高漲起來，個人進行投資的傾向也開始增強，這也是此次活力門事件非常重要的一個社會背景。

　　四、美式資本主義將鯨吞“和為貴”的日本

　　這次事件帶來的政府對各種限制的解禁，股票市場透明度的提高，大企業集團的重組以及資本流向直接金融投資的趨勢，將可能導致國際資本大幅度流向日本，從而在日本迎來一個購并的高潮。據報道，目前世界上有近3萬億美元的投機資金在全球四處穿梭，就像紅了眼的一群“猛鷲”一樣，在饑渴地尋求瞬間可以獲得高利潤的獵物。在歐美市場，作為資本主義常規手段的購并已經玩了20多年，要斬獲更大的獵物和更高的利潤已經變得比較困難。而由于日本長期的封閉和自我完善，擁有龐大而優質的社會財富積累，因此，它是一個擁有豐富購并資源的后進國，那里充滿了讓“猛鷲們”享用不盡的“美味大餐”。日本政府被迫承諾施行的“新公司法”，將進一步明確“一切讓資本說了算”這一大原則。這個排斥了人的溫情、裙帶關系以及民族特性的口號，將最終把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引進到一直習慣于“和為貴”的日本社會中來。于是行將垮臺的企業將由資本用外科手術的手法把腐敗部分剔出，或者干脆解體后重新組建；優秀出色的企業則有可能被瞬間更換DNA，從而城頭易旗(即使百年企業也難免被迫改名換姓)；一些企業的經營手法和經營隊伍也許會在一夜之間面目全新。

　　目前，受活力門事件的影響，許多日本企業已經開始改變自己的經營方式。如著手考慮增加配股，提高股價的問題，需要投資資金時利用股票升值來進行融資。如果要把利潤拿來擴大投資，則需要在股東大會上詳盡說明投資計劃并取得認可等等。這些變化是很好的開端�？傊�，企業到底屬于誰?誰來考慮股東的利益?隨著資本開始自由地發揮其本能，這些本來是最基本的問題將找到明確的答案。符合時代需求、能夠迅速成長并產生最大價值的企業，必將成為資本猛烈追逐的對象。盡管企業有提供就業、納稅和影響經濟等社會責任，但歸根結底，它本身不過是有價值的商品而已，企業受資本的支配，它屬于擁有這些資本的股東們。這樣的資本可以是日本的，也可以是國際的。

　　在這個資本流動全球化的時代，過去那種由于恐懼外國資本的殘酷無情而設置的外交、行政和行業保護屏障，將無法阻擋追逐高利潤的資本的猛烈沖擊。誠然，購并這樣的手法本來是在資本主義最徹底的美國發展起來的。在美國的經濟、金融的背后，往往有來自軍事方面的思維、知識、技術等存在。基于這樣的背景，購并十分強調戰略思考和戰術展開，有玩“戰爭游戲”的感覺，其最大特征在于高風險和高回報。所以有人批判購并是“金錢游戲”。不過，僅僅由于購并有惟利是圖、不講人情的特性，就人為設置障礙將其拒之門外，這完全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盍﹂T公司這次赤裸裸的突襲行動，打開了購并這個“潘多拉盒子”，以最快速度開啟了日本真正資本主義的新時代。許多觀察家預言:2006年將是日本企業的“大購并時代”的開始!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這個事件？一個普通公司的經營者通過自己的“造反行為”幾乎把日本社會翻了個底朝天，而且改變了“只有政治才能給社會帶來變化”這個常識。僅僅憑這一點，堀江的歷史作用就已經不言自明了。不過，在這里我要申明：本書的目的并不是去詳細敘述事件本身的具體經過和結局，而主要想聚焦引起這個劃時代大事件的令人驚奇的核心人物——堀江貴文和他的成功事業。眾所周知，日本由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高科技能力，在IT方面目前正走在全世界的最前端。出現在日本的堀江貴文和其領導的活力門公司導演的成功故事，也許會對今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資本市場逐漸成熟的中國的廣大IT精英新秀們產生良好的示范和激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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