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股市大跌中，市盈率、市凈率、企業重置成本、甚至清算價值等估值指標均告失效。市場的安全邊際在哪里？行業的價值底線在哪里？也許，我們應基于產業資本對實業投資的前景判斷和投資邏輯去窺得一二？

　　以擁有敏銳的市場嗅覺、平衡的大局觀以及特殊的消息渠道而著稱的溫州資本則代表了最具活力的民營資本的市場化投資風向。為洞悉溫州產業資本動向，《證券市場周刊》記者走進溫州，實地深入探析溫州資本的運作模式，了解他們對目前房地產、新能源、礦產等行業的最新看法。

　　史 寧

　　蟄伏：游資回歸

　　在2008年股市的慘烈下跌中，溫州人也不能獨善其身，同樣損失慘重。用溫州市投資協會副秘書長薛夢的話說，“30%就算賠得少了。”

　　“溫州資本的獲利期望很高，風險承受能力也很強，有認賭服輸的魄力。損失少一點的溫州人是因為有壯士斷臂的勇氣，他們在風險控制意識和止損的執行上都與眾不同。”薛夢表示。

　　較之股市，在其他投資領域，溫州資本則游刃有余。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奧運會前，溫州資本在北京房地產市場賺得盆滿缽滿；奧運會后，溫州人意識到了經濟的不景氣，及時從北京房地產市場撤出450億元資本。

　　此后至今，溫州資本沒有在實業領域有集體性舉動。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認為，目前溫州數千億元民間資本有強烈的投資沖動，但相比以前，多了些理性。他們在投資方向上并不集中，許多都還在觀望。

　　可以印證的是，截至2008年三季度末，溫州市民在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儲蓄存款余額首次超過2000億元，人均儲蓄額達26108元，比年初猛增19.53%。這種資本回流也曾在2004年和2006年發生過，而此次回流的規模遠超以往。

　　對此，溫州長寧企業董事長邱國寧認為，每年年底到春節期間，溫州資本都會出現回流，因為很多民間借貸都要在這一期間進行年終結算。

　　但邱國寧也承認，經濟形勢不好讓大部分溫州資本裹足不前。

　　事實上，溫州資本的回流不僅來自于游資，也來自于溫州本地的傳統制造業。早在全球金融風暴來臨之前，溫州企業就已感受到了危機——在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等的打擊下，溫州低利潤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遭遇困境，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雪上加霜。

　　熊伙榮是溫州金可光學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前期的反傾銷、出口退稅下調、人民幣升值、拖延付款等讓他無心經營眼鏡主業，而將大部分時間用以尋找新的投資機會；溫州欣鑫服裝廠老板郭樹良則干脆在一處分廠關閉后將地皮轉讓，加上從其他地方撤出的資金，手里閑置資金達到4000多萬元。

　　與郭樹良情況類似的溫州人不在少數。近期以來，溫州當地報紙上有關廠房轉讓和出租的信息中，大多是服裝、鞋業、輕工、電子等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

　　但“逃離”是為尋找更好的投資項目，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溫州民間資本也正在重新集聚力量。

　　據周德文介紹，目前溫州本地民間資本已經超過3000億元，外流到全國各地的約有3000億元左右。這筆總額高達6000億元的龐大資本多年來在全國各地進行各種實業投資、民間借貸，以及投機炒作等活動。如果新的投資機會明朗，觀望中的資本就會馬上出籠。

　　運作：“右側交易”

　　日前，有來自甘肅的朋友找到周德文，表示要在溫州定居，跟溫州人學投資。其實，溫州資本早已成為民間投資的風向標。

　　令周德文印象深刻的是，溫州資本幾乎屢戰屢勝，在每一個實業投資領域都取得了不錯的收益。“炒到哪兒，哪兒的市場就能一下火爆起來”，周德文向《證券市場周刊》展示了幾年來溫州資本的投資路線圖。

　　2001年8月18日，第一個溫州購房團共157人浩浩蕩蕩開赴上海，三天買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萬元現金砸向上海樓市。溫州資本開始走進人們的視線。

　　此后幾年時間里，約2000億元溫州的資金投向各地房地產，其中北京、上海兩地集中了1000億元。此外，溫州資本還先后大舉進入了杭州、青島、重慶、沈陽等城市。2003年，隨著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溫州資本開始逐步撤離。

　　在進入房地產市場的同時，溫州資本也進入了能源領域。2001年，全國能源短缺，煤炭價格飛漲，溫州人扎推山西炒“黑金”，攜400億元資金穿梭于山西。據悉，當時山西60%的中小煤礦都掌握在溫州人手中。2004年底，安全大整治、資源整合和資源稅改革等政策的出臺令小煤礦舉步維艱，溫州資本從煤礦中退出。

　　2003年，看準了電力的緊缺，溫州人攜巨資進入四川、重慶等水電資源富饒的地區，投入資本約幾十億元。溫州人的經濟賬是：小水電站工期短，發電成本低。有庫容的小水電站，每千瓦裝機容量的水電站需投資1萬元左右，沒有庫容的，只需5000元左右。投資2000萬元即可修建一個水電站，年投資回報可達23%。一般情況下，約6、7年就可收回成本。

　　還是2003年，棉花市場收購價放開，超過30億元的溫州資金進入新疆棉花市場，新疆棉花價格一路飆升。溫州資本于第二年獲利退出。

　　2007年，隨著石油價格不斷攀升，溫州資金又大量進軍中國西部及海外油井。據悉，溫州人在新疆控制了約120口油井，以每口井至少需要投資150萬元計算，投資額在18億元以上，再加上后續加工的煉油設備等投資，投資總額超過50億元。

　　從溫州資本的投資路徑可以看出，他們是買漲不買跌的“右側交易者”，溫州人能夠敏感地覺察到政策變動引發投資機遇，或者市場供需、價格趨勢發生的變化，并果敢地搶先采取行動。

　　操盤：“螞蟻經濟”

　　溫州是典型的全民創業，溫州人普遍具有堅韌的性格，很多人都不甘心給人打工，而是千方百計做老板，哪怕投資、創業失敗“再重操舊業彈棉花”也義無反顧。

　　據了解，目前溫州755萬人口中，有160多萬人在全國各地經商，有40多萬人在海外創業。在中國版圖之中，很難找到與此同樣的商業人口結構。他們的成功是不斷與命運抗爭的結果，即使積累了很多財富，仍勤奮依舊。

　　“最近有什么投資機會沒有？”這是邱國寧的問候語。這種“項目饑渴癥”在溫州老板中具有普遍性。

　　其實，現在的溫州資本并不缺乏項目，身為商會會長的周德文很忙。據其介紹，每天都有外地政府、企業到溫州進行項目推介，以中、西部地區為多，每年總共有1200多批次的招商引資活動。

　　目前，周德文并沒有出手投資，而是四處進行項目考察，伺機而動。

　　周德文另一個身份是新商人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并不影響周德文將好的項目推介給身邊的朋友。因為溫州人很抱團，愿意將好項目與人分享。在溫州老板間流傳著一句話：“一個人賺錢不算本事，大家一起賺錢才是真本事”。

　　雖然資本是分散的，但溫州卻形成了一種非常靈活的民間機制，周德文將這種機制稱為“螞蟻經濟”——一旦找準事物，大蟻群隨后就過來，資本可以迅速地圍繞著利潤和商機積聚起來。

　　除了朋友之間互相推介，周德文認為商會是資本積聚的一個核心。溫州人到了哪里就在當地組建自己的商會，哪有好項目，商會一號召，資本馬上積聚，而且商會與商會之間也會互通有無。據了解，具有這種投資組織功能的商會、協會、投資俱樂部在溫州有幾千家。而周德文掛帥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現有1000多家會員。

　　雖然項目不計其數，但難得的是溫州人知道什么時候該進，什么時候該退。溫州人對市場和國家政策研究比較透，不適宜投資的時候會不惜代價退出，及時規避風險。

　　對宏觀方面的判斷，溫州人得天獨厚。由于普遍從事加工貿易，訂單的景氣程度在溫州老板間傳播。長期的民間融資環境讓他們相互間知根知底，老板們有足夠的動力去相互了解經營狀況或是自我推介信用程度。市場中的溫州人感同身受，可以第一時間從訂單變化中透析先機，也會根據自己的豐富經驗作出判斷。

　　有調查顯示，在可多選的情況下，有73.3%的溫州投資者選擇在作出投資決策時主要憑自己的感覺，根據金融機構咨詢信息作出決策的為40%，根據朋友意見為34.7%，根據電視財經節目信息為18.7%，根據財經報刊信息為16%，根據網絡信息為10.7%。

　　商機：政策變遷

　　靠近市場并不代表遠離政策，溫州人懂得怎樣迎合政策風向去投資。

　　溫州老板們非常注意觀察中央一級的政治風向，善于跟隨變化。溫州最高級的黨政機關報《溫州日報》是不靠國家機關征訂，完全靠自身發行就能有較好收入的黨報。有專家分析，中國民營資本出生的軟環境是不理想的，以往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濃厚的平均主義思想，造就了民營資本對政策的高度敏感性。

　　作為浙江投資團的發起人、北京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曾帶領60余名浙商精英北上投資，他比較熱衷在政策變化中尋覓商機。2006年，他就在一片房價唱跌聲中嗅到了商業地產的機遇。

　　從2005年政府對房地產進行宏觀調控以來，陳俊就養成了揣摩政策意圖的習慣，凡遇重大政策出臺，都要從頭“過”上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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