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股改時代的估值均衡由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博弈決定。大小非將主導市場估值體系，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意愿難以抵消大小非的融資減持壓力。相比較金融資本，大小非擁有近乎無限的供給與近乎零的成本，只要市場估值偏高，大小非的融資與套現就有極其強烈的動機。

　　對于小非而言，共同存在的減持意愿在股價下跌趨勢中不斷得到強化，甚至可能導致市場出現階段性估值嚴重偏低的局面；也只有在出現價值嚴重低估的局面時，小非減持意愿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對于大非而言，無論政府如何調控，即使只是為了補充資本金，只要估值偏高，上市公司仍將首選股權融資而非債權融資，即使后者并不利于公司價值最大化，同時這些交易有可能損害中小股東利益，從而導致股價劇烈下跌。當全流通時代真正到來后，估值均衡將由控股股東與非控股股東之間的博弈決定。

　　在全流通時代，A 股市場定價權的主導者不會再是個人投資者，也不會是機構投資者包括境外投資者，而是擁有公司控制權、對股價關心程度最高的大股東！控股股東既可以在金融資本推高估值時選擇融資與減持，也可以在小非減持壓低估值時選擇回購與增持，其對盈利前景、資產供需關系乃至股價波動的控制能力決定了他們才是真正的定價者。當這一時代到來時，估值均衡反而可能高于后股改時代。

　　高通脹往往終結高估值

　　各國的歷史數據表明，高通脹環境下對應的往往是緊縮貨幣政策，特別是高利率，后者則對應著低市盈率。許多投資者直觀認為升值有助于提升本國市場估值，但實際上其中機理在于，升值通過降低進口產品價格從而抑制了本國通脹、利率、資產估值；當升值幅度有限而無法抑制通脹時，逐步提高的利率仍將對估值形成強烈抑制。

　　標普500 指數在過去60 年間的估值與CPI 和利率顯著負相關，5%以上的通脹水平往往使得標普500 的市盈率下降到15 倍之下。典型的，在通脹快速提高的1978-1982 年期間，聯邦基準利率上升到10%以上，標普500 市盈率持續低于10 倍。日本20世紀80 年代中后期在單邊升值期間市盈率保持在一個平均50-60 倍左右的水平，但這離不開當時的低利率政策———當1989 年末通脹上升，利率提升后，估值就開始迅速下降，1990 年后的估值中樞下降50%。若政府未對高通脹及時采取緊縮政策，或許在短期內可以使估值和通脹一起保持在高位，但隨著后續措施的出臺，估值將以一種劇烈、快速的方式下跌來反應。

　　升值未必帶來估值的提升，但通脹所帶來的加息往往終結高市盈率。這不僅僅是因為寬松的貨幣環境的終結，通脹的出現也代表了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告一段落，需要一定時間的調整之后才可能重新為企業盈利快速增長提供動力，這又意味著市場對基本面預期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