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楠：妖魔化水電開發要不得

　　文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亦楠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27期）

　　“建設生態文明、保護生態環境”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但在具體的社會實踐當中，到底什么是“有利于”生態文明的，什么是“有悖于”的，認識卻并不統一，甚至在某些領域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如果對一些原則性、關鍵性問題不予以科學剖析并及時澄清，可能會導致一些事關國計民生和長治久安的重大工程因為認識不統一而被擱淺，甚至被徹底否定，不僅貽誤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和經濟轉型升級的寶貴機遇，也最終會導致始料未及的生態環境被破壞。

　　需要強調的是，“生態文明”的對立面不只是“生態野蠻”——不計環境后果、只顧眼前利益的掠奪性開發，還有“生態愚昧”——將人和自然完全對立、認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人類啥也別做”。建設生態文明，我們既要制止“生態野蠻”的開發行為，更要防止走入“生態愚昧”的認識誤區。而在如何認識、評價水電水利工程建設上，“生態愚昧”問題在國內尤為突出。近十多年來，一些無視歷史事實和科學事實的“水電妖魔化輿論”在社會上甚囂塵上，水電工程也幾乎成了“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名詞，特別是2016年初習總書記做出“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重要指示之后，《長江一甲子都干了啥》《長江干支流被水電站切成上萬段“香腸”》等文章再次對水電建設口誅筆伐，甚至上升到“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揭示水庫大壩的“破壞生態之罪”。

　　那么，以三峽、南水北調為代表的水電水利工程到底是“破壞”還是“保護”了長江母親河、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需不需要大力發展水電水利，如果對這些關鍵問題不給予科學回答，就難以真正貫徹習總書記“共抓長江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方針要求。

　　一、“保護生態環境”不等于“人類啥也不要動、完全聽命于自然”

　　“保護生態環境”必然涉及一個最基本、最核心的話題，即“如何認識人和自然的關系”。最近，關于“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的一段話非常流行，也是很多反水電觀點（比如“保持河流原貌”“給子孫留一條生態江”等）的思想根源，即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所闡述的“自然的報復”——“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著報復。每一次勝利，在第一線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線和第三線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它常常把第一個結果重新消除”。反水電人士以恩格斯這段話為依據強調“馬克思不是反生態的思想家”。

　　2016年5月17日，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首先要解決真懂真信的問題，核心是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最終要落實到怎么用上來”。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是否真懂真信馬克思主義”尤為重要。因為，如果僅以“自然的報復”來詮釋“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并指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話，就很容易走入“生態愚昧”認識誤區——“要保護生態環境，就要保護江河湖泊的原貌，人類最好啥也不做”，因為“暫時的勝利”總會得到“自然的報復”且“最終得不償失”。

　　然而，“自然的報復”并非全面、準確、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生態觀”。馬克思主義不僅強調了“人類與其他生物一樣都是自然系統的一部分，人類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人類必須尊重自然規律”，同時更強調了“人類與自然界其他生物不同，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能夠有目的、有計劃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生態觀”，不能斷章取義。

　　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建設生態文明，不能背離“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尤其是在我國水電發展問題上。“生態系統”本身是一個多層次、多物種的復雜系統（《辭海》定義是“生物群落及其地理環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統”），且不同層次之間、不同種群之間的需求往往存在矛盾和沖突。比如，讓人無法忍受的惡臭垃圾場，卻是老鼠蒼蠅之類種群的理想生存環境，那么“保護生態”到底是該“以人為本”，還是“以老鼠蒼蠅為本”呢？以誰為本，就決定了惡臭垃圾場該不該處理。這個例子所揭示的問題，在人類的一切活動中都存在，攔河筑壩、修路蓋樓、挖地種糧、采煤采油等等，都必然要改變自然界的原貌，而衡量這種改變對生態環境是利還是弊，關鍵在“以誰為本”。如果泛泛而談“保護生態”，就會陷入“到底該保護誰”的矛盾混亂中。

　　正因如此，2014年我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的第一條不再提“保護生態”，而是改為“生態文明”，因為文明是人類進化的標志。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且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必須始終堅持的基本原則。習總書記特別強調“治國有常，利民為本。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

　　盡管中央方針很明確，但不可思議的是，興利除害、保護人民群眾免受洪旱災害威脅、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水資源保障的水電工程，卻在所有能源活動中“脫穎而出”，一直背負著“破壞生態”“為金山銀山犧牲綠水青山”的惡名。甚至就在眼下南方多省份汛情告急、數千萬百姓正身陷洪災威脅之時，《長江干支流被水電站切成上萬段“香腸”》還在無視水庫大壩攔蓄洪水的重要作用，指責“水電開發把長江搞成了腸梗阻，影響了某些魚的產卵”，建議“應擺脫壩鎖江河困局，讓長江干支流重新歡快奔騰”。難道是認為當前已泛濫成災的大洪水還不夠“歡快奔騰”嗎？！

　　人與水的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縮影。今年抗洪搶險的嚴峻形勢再次提醒我們：防洪減災任重道遠，建設生態文明的首要任務是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不能以“生態”名義在關注“魚、樹、草”的時候忘記了“以人為本”。

　　二、發達國家的良好生態環境正是得益于水電水利的充分發展

　　1 水庫大壩的最重要作用不是發電，而是解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難題——天然水資源的時空分布不均。早在1977年，聯合國就向全世界發出嚴重警告：水資源短缺不久將成為一個比石油危機更可怕的社會危機，因為水資源沒有任何物質可以替代。目前世界20%的人生活在缺水地區，預計到2025年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將增加至48個，涉及全球30億人口。

　　水是生命之源，人類不能靠天吃飯，必須有工程措施來滿足需求。目前除了修建水庫大壩，人類還沒有其他手段解決天然水資源的時空分布不均矛盾。即使不利用水庫進行發電，也必須建設足夠的蓄水水庫（把豐水期造成災害的洪水儲存起來，變成枯水期的寶貴資源），而水力發電只是水庫建設的副產品，因為大型水庫在蓄積水資源的同時也積蓄了大量的勢能，在放水過程中若不把這些能量用來發電，就會對水庫設施和下游邊坡造成巨大傷害。因此，任何大型的水資源調控水庫就一定是大型水電站，水電開發和水資源調控密不可分，單從發展清潔能源的角度來認識水電并不全面。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大型水電站都是同時解決水資源問題和能源問題，很多情況下前者比后者更重要。

　　2 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水電和水資源開發程度越高，經濟越發達，生態環境也越好。水資源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自然資源和戰略性經濟資源，水庫蓄水能力和水電開發程度代表人類對河流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矛盾的控制能力，不僅不存在什么“國際警戒線”，反而是開發程度越高越好，因為這種“開發”是“儲備”水資源，而不是“消耗和使用”。

　　2007年聯合國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除極個別特例外（以色列和贊比亞），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幾乎都與該國的水庫蓄水能力、水電開發程度成正比。具體表現為：發達國家的人均庫容和水電開發程度普遍都比較高，而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均庫容和水電開發程度普遍都比較低。目前，世界人均庫容為580立方米，發達國家平均高達3184立方米，而發展中國家平均僅為500多立方米；世界水電開發程度平均為35%，發達國家平均在70%以上（日本、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挪威等水電開發程度高達90%以上，美國達80%以上），而非洲地區水電開發程度還不足8%，我國和印度分別為39%和20%。目前世界上有65個國家的水電占其全部電力比重50%以上，其中24個國家占90%以上。

　　隨著氣候變暖問題加劇，水資源時空分布將更易出現異常變化。自2004年起，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就不斷呼吁“投資蓄水設施就是投資綠色經濟”“發達國家已擁有很多基礎設施及大壩，在保障水安全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蓄水設施建設方面已有良好的基礎；而發展中國家限于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等因素，水庫大壩基礎設施還遠遠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資源，以支撐其經濟發展，因此建設新壩仍是當務之急”。

　　歐美發達國家的生態文明，正是體現在其超強的水庫蓄水能力上。多瑙河、萊茵河、哥倫比亞河、密西西比河等歐美著名大江大河，都進行了梯級水電的充分開發，江河生態環境不僅未因被截斷成“一節節香腸”而破壞，反而是世界公認的風景勝地。在瑞士，不論河流大小和落差高低都千方百計地加以利用，通過沿山修建的長隧道和管道，將高山溪流分散的水能資源，集中到一個水庫后充分利用。在美國，大江大河的水電早在二戰后就基本開發完畢，目前對小河流發電特別重視。

　　3 歐美國家從來沒有進入“拆壩時代”，反而在不斷鞏固、加強大壩的建設。建壩歷史已有100多年、擁有約8.7萬座大壩、2500個水電工程（其中543座以發電為主）的美國是最好例證：2002—2012年間共拆掉了400多座小型水壩，在水壩總量中占比不足0.5%，在水電裝機總量中僅占1.5%；90%以上被拆的水壩都是高度不到6米、建在小支流或溪溝上的年代已久、已喪失功能的廢棄壩（比如早年為紡織、礦業供水的壩，因產業轉移或停工而廢棄），而大江大河上的大壩沒有一座被拆除！此外，美國在拆老舊廢棄小壩的同時，還在建設新的大壩。近10年來美國興建了50多座超過15米高的大壩（最高為加州193米的Seven Oaks大壩），數量遠高于同期被拆掉的大壩。所以美國水庫的蓄水能力和發電能力，不僅從未降低過，還略有增加。美國大壩協會主席Michael Rogers指出，“只有修建水庫大壩，經濟才能向前發展，水庫大壩在防洪、供水、灌溉、航運、發電、旅游生態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人民每天都在享受大壩的‘紅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最壯麗的尼亞加拉大瀑布也是水電站密集分布的所在地，美麗風景和清潔水電一直和諧共存。當水電站在2007年達到原定50年的服役期后，又獲得了新的運行許可證，有效期仍為50年。當我國媒體在熱炒“為子孫留一條生態江”的時候，以尼亞加拉為代表的水電站卻在延期使用和升級改造。如果水電真的“破壞生態”，美國完全可以在其服役到期后徹底拆除，可為什么不呢？

　　三、加快水電建設、提高蓄水能力是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當務之急

　　1 水資源短缺、洪旱災害頻發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最嚴重制約，建設蓄水水庫才是根本解決之道。水資源是生態環境的控制性要素，建設生態文明須首先正確認識我國的國情和水情。人均水資源短缺、天然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問題在我國尤其嚴重：

　　● 我國目前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國的1/5。我國已被聯合國列為13個貧水國之一，目前正常年份缺水量達500多億立方米，2/3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每年因缺水造成糧食減產的損失約500億元，直接影響工業產值2000多億元。麥肯錫咨詢公司預計，2030年中國人口達到16億時，人均水資源量僅為1700立方米，處于國際公認的“貧水警戒線”以下。

　　● 我國水資源空間分布不均，且與人口、耕地和生產力布局極不匹配。長江流域以北的國土面積占全國64%、人口占46%、耕地占60%、GDP占44%，而水資源僅占19%；其中，黃河、淮河、海河流域是水資源最緊缺地區，耕地、人口和GDP均占全國的1/3左右，而水資源卻僅占7%。

　　● 我國年內降水量分配極不均勻，水資源量中大約2/3是洪水徑流量。受季風影響，我國大部分地區汛期4個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總量的70%（其中海河、黃河部分地區超過了80%、西北部分地區可達90%），極容易形成春旱夏澇、江河的汛期洪水和非汛期枯水，正如當前安徽、湖北、江西等地持續暴雨造成的洪災。

　　保障水資源安全是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當務之急。盡管我國實施了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大力開展“節水型社會”建設，但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水資源嚴重短缺、洪旱災害頻發的問題，最關鍵的措施就是盡快興建一批蓄水調控工程，增加各流域汛期的蓄洪能力，從而增加可利用水資源的總量。

　　美國和我國的國土面積、耕地面積及天然水資源總量都差不多，但是“蓄存天落水”的能力卻遠遠高于我國。美國人均庫容高達4245立方米，是我國人均庫容的6倍！密蘇里河、科羅拉多河梯級電站開發形成的有效庫容分別高達河流年徑流量的1倍、2倍以上（大大高于我國的長江、金沙江）。正因有了充足的水庫庫容和調蓄能力，美國能吸納更大的洪水、抵御更嚴重的干旱。美國胡佛水壩基本不泄洪，密西西比河可建29級閘壩，自如地利用水資源，而我國長江三峽每年都要泄洪多次，在洪水期還要疲于奔命地把洪水排到海里。

　　所以，加快我國水電建設、提高蓄水能力絕不僅僅是清潔電力發展的需要，更是我國防洪減災和保障水資源安全的迫切需要。

　　2 科學的水電開發本身就是“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兼得的生態工程，對我國江河保護貢獻卓著。拋開水電替代煤電（減少大氣污染排放）、水電替代薪柴（減少森林亂砍濫伐）等環境效益不說，單就某些“環保人士”特別強調的“維護河流生命和健康”而言，科學的水電開發本身就是成效顯著的生態保護工程。這里僅以黃河、珠江為例說明。人們應該認真思考，假如沒有這些水電工程實施生態調度，這些河流的生命還有沒有、生態會是什么樣：

　　● 自1999年小浪底工程建成后，黃河再沒出現過斷流。20世紀80—90年代經濟快速發展、過度消耗水資源，導致黃河頻頻斷流，到1997年已嚴重到全年斷流226天、長達600多公里，引發了河床不斷抬升、河道嚴重萎縮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小浪底工程通過上游水庫聯合調度，保證河流基本生態流量，有效恢復了中下游河道及河口濕地的生態；同時針對黃河河槽的泥沙淤積問題，通過水庫調水調沙，有效提高了黃河下游河道的行洪能力，大大減輕了洪災和凌汛災害。

　　● 珠江壓咸補淡，成功抵御咸潮對珠三角地區的入侵。珠江流域特別是河口三角洲地區用水量持續增長，河口徑流量逐年減少，導致咸潮上溯日益頻繁和嚴重。2005年珠江流域啟動第一次大規模長距離壓咸補淡應急調水，從珠江上游8座水庫增調水量8.43億立方米，利用河道儲蓄淡水4500萬立方米，使珠三角及澳門特區近兩個月的飲用水得到保障，河網地區2.3億立方米的水體得以置換，大大改善了水環境。

　　類似上述以生態保護為目標，實施科學合理調度、修復河流生態、維護河流健康的水電案例不勝枚舉。相比之下，由于缺少調蓄水庫，雅魯藏布江中上游的兩岸已出現了嚴重的荒漠化，并呈繼續擴大之勢；怒江水電開發在擱置了十幾年之后，沿岸植被破壞非常嚴重，生態環境不僅沒有變好，反而在惡化。

　　四、結語

　　1 我國水電水利宣傳亟須正本清源。近十多年來，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一再呼吁“水電開發對世界可持續發展有不可替代作用”的時候，國內卻不斷掀起“妖魔化水電”的輿論高潮，各種以偏概全、黑白顛倒的欺騙性宣傳在社會上大行其道，致使我國公眾包括很多高級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對水電大壩的認識至今還停留在一個比較低的層次上，也嚴重干擾了國家決策。如果不及時正本清源，繼續放任“妖魔化水電”輿論泛濫，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將受到嚴重影響。

　　2 依靠“改革+創新”保護生態環境。如何共抓長江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習總書記特別強調“要用改革和創新來保護長江生態”，而不是“人類啥也別做，讓長江在洪水期肆意奔流、在枯水期任其干涸”來保護長江生態。

　　依靠“改革+創新”保護生態環境，發達國家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經驗。歐洲國家對萊茵河的綜合治理，已讓萊茵河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恢復到了二戰前的水平，但在治理過程中并未拆掉任何一座水電大壩，而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把水電大壩對生態系統的負面影響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瑞典百年工業化發展的初期也是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后來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環保逐步發展起來。但今天舉世公認的良好生態環境不是靠“人們什么都別做，保持江河原生態”獲得的，而是依靠科技創新（其水力發電、生物燃料等替代能源開發一直國際領先），正如前總理環保顧問斯蒂芬所言，“以科技來解決問題是我們百年來的傳統”。

　　科技進步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第一生產力，也是保護“綠水青山”的根本舉措。建設生態文明，我國水電水利工程的大力發展不容耽擱，對于工程本身存在的技術或管理問題，都需要，且能夠依靠“改革+創新”來破解，而不是“為了綠色、不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