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勞佳迪 于承龍 | 上海報道

　　5月26日晚間，關心上海經濟動態的各路人馬都守候在電腦前頻繁刷屏。前一天，中共上海市第十屆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剛剛謝幕，《關于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獲得審議通過。

　　從25日推遲到26日，意見公布的時間僅晚了一天，卻吊足了公眾的胃口。這個上海市委今年重磅的“一號課題”到底會不會交出一份扎實報告？不僅令媒體甘愿預留了頭版位置，華麗的概念也在資本市場上吹風已久，一干概念股已經站上風口“飛了一程”。

　　26日晚，有22項內容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下稱《意見》）才全文現身網絡，結束了熱議兩天的各種預想猜測。

　　一些人其實并不看好上海。一直被反復拿來言說的，是上海與BAT（百度[微博]、阿里巴巴[微博]、騰訊）三大互聯網巨頭無緣，GDP背靠國資的血統似乎令人對這座超級大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冷眼旁觀。

　　不過，從干貨聚集的《意見》內容看，這次政府頂層設計的確誠意十足，幾乎覆蓋了科技創新的各個關鍵領域，等待時間檢閱的，只是落地與否。

　　《意見》是怎樣落地的？

　　這份《意見》從醞釀到胎動，再從胎動到臨盆，歷時恰滿一年。

　　時間還要回溯到2014年5月24日，當時習近平總書記正在上海考察調研，提出了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的要求。

　　“為什么是上海？”加快建設科創中心的要求提出后的一段時間內，外界疑問不斷：為什么不是北京、深圳、杭州、珠海……？

　　這也并非毫無道理。記者注意到，當前國際上對于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基本內涵沒有明確界定，對于科創中心建設的相關指數和標準也無統一認識，較有影響力的評價系統之一是新加坡的“亞太地區最具創新力城市”，它是一套綜合人才、知識創造、技術、社會、政府以及全球化中的地位等多方面的排行榜，在2013年榜單中，上海僅位列第14位，比北京還落后一位。而在聯合國[微博]開發計劃署公布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名單中，全球46個科技創新中心并未囊括上海。

　　但上海并沒有困擾于自己在已有榜單上的排名。為了拿出符合中央要求的科創中心總體方案，上海不僅從去年5月開始就進行了密集的調研，更是自上而下地將其重要性一再抬升。

　　在2015年1月底上海政協會議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曾表示建設上海科創中心的方案將是上海市政府2015年的“一號課題”。

　　不止一位參與調研的專家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盡管沒有BAT，從“具有全球影響力”和“中心”兩大要素看，上海還是具有明顯的優勢，中央“鐘情”上海是希望贏得全球范圍內配置和集聚創新資源的話語權，并且發揮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

　　2015年5月26日，距離中央定調后一年，長達萬言的《意見》終于公開發布。

　　“新興板”漸近，張江高科轉身科技投行

　　相比硅谷，上海在科創方面的處境似乎更加類似紐約。同樣是金融城，紐約長期以來的科創成績單也無法與硅谷、波士頓媲美，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后，在加快新技術之都建設的過程中，紐約放棄了強調純粹的新技術研發，轉而注重將科技成果與高度繁榮的服務業結合。

　　這條路徑對于金融服務業成熟度高的上海來說，亦有借鑒價值。《意見》不僅提出加快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微博]設立“戰略新興板”，推動尚未盈利但具有一定規模的科技創新企業上市，還提出爭取在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設立科技創新專板，支持中小型科技創新創業企業掛牌；探索建立資本市場各個板塊之間的轉板機制并建設股權眾籌平臺。

　　張江高科技園區既是浦東新區的重點開發區，又是國家級高技術重點開發區之一。作為張江園區內重要的上市開發主體,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張江高科”,600895.SH）總經理葛培健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強調，作為創業服務業的集成商，張江高科也特別重視推動科技與金融的結合，“科技金融的創新，實際上就是需要吸引來自全球的科技金融資本。因為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只有把資金流打通了，人才流、項目流才會三流齊聚。”

　　“我們正在謀劃、試行投融資團隊增量項目跟投機制，區里已經明確在張江高科創投公司率先試點，謀劃為科技創新企業提供靈活多樣的眾籌融資服務，與券商、基金、銀行等機構合作，首先在張江核心園建立P2B股權眾籌平臺，積極探索與銀行、券商、保險等金融機構開展合作，利用其金融資源和專業優勢，結合張江高科產業資源優勢，爭取為科技創新主體提供孵投貸聯動金融服務。”葛培健對記者透露。

　　在他看來，化身科技投行的角色是張江高科未來的一個趨勢，張江高科要成為科創企業的“時間合伙人”，“我們用三個月時間成立了產業投資事業部和資產經營事業部，完成了中層管理崗位的公開競聘，建立了和行政序列并列的專業序列，前不久還向全球發布了12個招聘崗位，以適應公司創新發展的需求。”

　　科技與金融“親密接觸”的發展思路對企業是一種接地氣的鼓舞。中興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袁巍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多元融資渠道的拓寬對科創企業是重大機遇，“企業融資來源是有限的，只能靠風險投資或天使基金，如果有新興板這樣的平臺，相當于對企業的基本素質已經作了一個背書，進行了有效篩選，投資方就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尋找‘種子’。”

　　重磅人才政策：引來風投直接“落滬”

　　接受記者采訪時，受訪企業無一例外都將“人”放在科技創新的核心位置，而這也是《意見》大著筆墨之處。

　　上海欽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潘鵬凱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坦言，“我最關心的還是‘人’，上海作為一個創業環境與別的地方相比，人才落戶方面還有改進空間，比如我們公司要引進海外人才，對方必須有兩年工作經驗，那喬布斯、比爾·蓋茨永遠沒法在上海出現。” 據悉，去年上海只簽發了366張中國“綠卡”，人才類的只有56張。

　　袁巍也對記者解釋稱，最關心的是《意見》對人才引進切實的扶持和激勵政策。“科創企業所有的核心技術都是以人為本，之前戶口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針對一個創新型企業的，而是考核公司的規模，公司有多少固定資產投資，有沒有土地資產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傳統企業的視角，創新企業要想吸引更多人才并不現實，‘人’的問題包括兩個，除了創業人員的戶口問題，還有國企員工的股權激勵。”

　　記者了解到，在前期調研階段，1號店、盛大文學[微博]、之江生物等創新企業都曾反映，企業中50%以上的高管是外來人才，具備本科以上學歷、在本單位工作兩年以上的基本條件，但能夠獲得上海戶口的卻寥寥無幾，主要涉及政策操作口徑、個稅和社保的匹配、學歷和崗位的相符、個人房產和居住等問題。

　　另一方面，上海的落戶政策還存在重生產型企業、輕新模式或研發創新型企業的情況，落戶受理上操作偏緊，但在深圳、珠海、杭州、天津等城市，大學應屆畢業生卻可以直接落戶。

　　此次《意見》的發布，上海似乎意在扳回一局。最大亮點是，創業人才拿到一定規模的風投基金就可以直接落戶。至于“一定規模”究竟是多少，最快今年6月底將有定論。

　　此外，《意見》還打出人才政策的組合拳，比如鼓勵科研人員在職離崗創業，簡化外籍高層次人才居留證件，對通過市場主體評價且符合一定條件的科創人才大幅縮短居住證轉辦戶口年限等。

　　清理行政審批，政府角色還需轉變

　　改革一旦進入“深水區”，最難突破的壁壘往往就是體制創新，上海建設科創中心也面臨同樣的問題。2014年8月，韓正在上海市科委調研，曾明確提出“科技創新從研發、應用到產業化的鏈條是阻斷的，背后的原因是不合理的體制機制”。

　　眾人科技董事長談劍峰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直言，上海的官員比較務實，但有些也限于古板，“互聯網剛開始的時候很多人說是畫餅，馬云[微博]創業最開始在上海，后來又走了，就是因為上海官員不懂，上海需要對過去沒能扶植出BAT這樣的IT巨頭反思，現在我們國內做互聯網的基本就是兩條，‘商業模式+人口消費紅利’，上海要做全球化的科創中心應該走‘核心技術+商業模式+人口消費紅利+全球化’的模式。”

　　《意見》針對政府角色的轉變做出了一些努力，不過主要還是集中在行政審批的清理方面，如對企業的創新投資項目，取消備案審批；允許初創企業依法合規自愿變更股東，工商管理部門不實施實質性認定審查，依法合規辦理變更登記等。

　　政府角色深層次的轉變仍需要創新。上海浦東軟件園上海張江信息專修學院院長徐俊對記者表示，“我們的政府不應該給企業扣帽子，要讓市場來評判和調節。”

　　潘鵬凱還直言，《意見》出臺后，新舊政策之間的銜接怎么落地也考驗著政府智慧，“比如我們已經拿了4輪風投，五六千萬美元都投過來了，但還不能認定為高新企業，政府有時還是在貼各種標簽，人為制造了一些問題。”

　　上海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財稅評審專家汪蔚青則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這是因為高新技術企業的評定暫時還有諸多硬指標，包括資質、專利數量、研發人員、研發投入、高科技服務價值等等，“現在只有高新企業可以享受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于許多科創企業來說比較難享受到這種優惠。”

　　記者了解到，截至2013 年底，上海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僅為5140 家，同期北京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約8000 家，而硅谷的類似高新技術企業超過1 萬家。此外，在德勤公司2013 年公布的《亞太地區高科技高成長企業500 強》中，上海僅有10 家企業上榜，與北京的 51 家存在顯著差距，在前20 強中，上海更是無一家企業上榜。

　　上海的科創夢有多遠？

　　提綱挈領的《意見》只是征程的第一步，接下來，上海應該怎么做？《意見》開篇設定的奮斗目標是“努力把上海建設成為世界創新人才、科技要素和高新科技企業集聚度高，創新創造創意成果多，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完善的綜合性開放型科技創新中心”、“2020年前，形成科技創新中心基本框架體系，為長遠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而2020年還只是上海科創夢的序曲。按照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院長杜德斌的觀點，上海將按照“外源型—混合型—內生型”的路徑繼續推進。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他曾主持上海科技發展研究基金軟科學研究項目報告，提出“國際產業研發中心”概念。

　　杜德斌告訴記者，上海到2020年以前都將是外源型發展階段，主要是繼續引進和集聚全球高端人才、頂級科研機構、跨國公司研發總部等創新資源，增強科技創新國際影響力；到2030年將進入混合型發展階段，自主創新能力和全球競爭力加速提升，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城市功能進一步凸顯；到2040年則進入內生型發展階段，涌現一批世界級科技引擎企業和世界一流大學及科研機構，產出一批前沿科學研究成果和關鍵核心技術，真正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據悉，《意見》出臺后，后續還將有諸多配套文件接踵而至，包括《關于進一步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操作細則》、《關于金融支持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操作細則》、《關于促進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的操作細則》、《關于推動國有企業科技創新的操作細則》、《關于加強財政科技投入統籌的操作細則》、《關于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扶持力度的操作細則》、《關于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人才服務管理政策》等。

　　（柴明杰對此文亦有貢獻）

　　全球經典的科創中心模式

　　硅谷模式

　　硅谷是全球公認首屈一指的科創中心，它不是一個行政區劃，并無政府專門推動，而是市場自發形成的科創中心。斯坦福大學被譽為硅谷創新的靈魂，在硅谷排名前五的蘋果、惠普[微博]、谷歌[微博]、英特爾[微博]、思科無一不是科技界的明星企業，2013年硅谷獲得的風投和天使投資分別占美國加州的77%和87%。

　　紐約模式

　　將科技創新與國際大都市全面轉型升級相結合，擁有9 家重要學術研究機構，175 家醫院、研究中心和實驗室，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和全球領先的斯隆—凱瑟琳癌癥治療中心等均位于紐約，紐約還擁有19 名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紐約大都市區的國家科學院院士人數亦居全美第4 位，雄厚的人才資源為紐約加強科技創新提供了基礎條件。

　　以色列特拉維夫模式

　　本土初創企業與跨國公司共同推動科技創新。特拉維夫被稱為“世界第二硅谷”，擁有除硅谷外全球最集中的高科技企業群，也是全球初創企業密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目前在該市已集聚了240 多家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其中IT和軟件行業占30%。此外，特拉維夫還致力于吸引外資、為創業提供融資機遇，以色列80%的國際銀行、風險投資以及數目眾多的國際律師事務所都位于特拉維夫。

　　新加坡模式

　　政府主導創新和離岸科技創新的典范。作為新興經濟體，新加坡注重發揮政府在科技創新中的主導和推動作用，政府制定專門規劃，從1991 年開始，新加坡連續實施了5 個科技“五年規劃”，并且出臺鼓勵創新的政策措施。2002 年新加坡推出一項計劃，要在10 年內把3000 家本地企業提高到創新級標準。2006 年又推出了“企業科研創新計劃”，進一步促進10 萬多家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

　　資料整理：《中國經濟周刊》采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