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全球知名華人經濟學家、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微博]院長、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指出，套利型的企業家和創新型的企業家對制度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樣的，套利型企業家賺錢非�？欤�找投資，可以賺大錢，后來賺錢就越來越難了，而創新型企業家沒有資產的時候，就需要大量的投入，三年、五年都不能賺錢，這就是為什么創新的企業需要VC，需要PE的一個重要原因。

　　計劃經濟讓中國到處是賺錢機會

　　張維迎：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講，我們在過去的30多年發生很大的變化。我小時候上學我去爬手扶拖拉機，而且經常被開拖拉機的人趕下來，我沒想到現在我可以自己開車，我上大學的時候我還不知道用電話機，我們知道現在我們中國人都用到手機，而且是智能手機。

　　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我也沒有可能給我的父母打一個電話，幾年都不可能打一個電話，因為我們老家沒有電話，但是我現在跟我父親，隨時可以通電話。我在西安上學的時候，要回家需要三天時間，現在回家只需要幾個小時。再過幾十年當我的孫子輩他對比說他一生的生活和他爺爺的生活變化的區別的時候，我不知道會是什么樣子，因為人類在未來可能沒有辦法想象。

　　泰勒-考恩教授曾用過一個非常精采的比喻，低垂的果實，人類總是用最神秘的辦法，我們首先采摘的是最低的果實，引用他這個比喻，一部分人我們采摘低垂的果實，低垂的果實完了以后，他等下一年還有新的低垂的果實，另一部分人可能他采下來低垂的果實以后，他看到高空上還有果實，他就把這個樹砍倒，樹砍下來以后，再把果子摘下來吃，明年他就沒有新的果子可吃。

　　另一類人，每年他都在栽新的樹，這樣他可能有不斷的新的果子可以吃到，我們看一個制度，也有三種制度，一種制度可以年復一年有一些低垂的果實可以吃，第二種制度吃完以后，樹都砍完了，沒有可吃的了。另外一種制度不斷有新的果樹出現，可以持續的吃到果子。最好的制度就是最后的一種制度，不斷有人在栽果樹，不斷有低垂的果實掛在那里，可以供我們享受。低垂的果實吃完以后，不會為了高垂的果實把樹砍掉。

　　在這一塊經濟當中，栽果樹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企業家，他們是真正的栽果樹的人，無論是美國過去200年的增長，中國過去30多年的增長，可以說都是企業家不斷的栽培果樹，這樣我們才能夠享受到我們現在擁有的所有的產品，現在使用的東西，200年前絕大部分都沒有，30年代絕大部分也沒有，誰創造的，都是企業家創造的。

　　中國如何維持高速的增長，中國的企業家精神能不能夠得到更好的發揮。低垂的果實采摘完以后，美國還有沒有新的果實出來呢？

　　我認為仍然有另外美國的企業家精神，要看中國的增長，中國的企業家，中國過去30年來基本上歸結為從一個計劃體制像市場體制這樣的轉變，這個轉變當中我們出現的企業家我叫他套利型的企業家，他發現市場上的不均衡，然后利用這個不均衡的機會，就開始賺錢，在他賺錢的過程當中就創造大量的財富，從最初的個體戶，小商小販到鄉鎮企業，后來的90年代的房地產企業，這些我認為他們都是套利型的企業。

　　這些套利型的企業他賺錢，他們靠市場的不均衡，為什么在中國市場有這么大的不均衡呢？是我們長期的計劃體制導致的資源錯誤配置，到處都是賺錢的機會，因為每一種產品都短缺，你到香港走一趟，你到任何外國的國家走一趟回來以后，你就可能有一個想法，這個東西我可以做，我就可以賺錢，我們有了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尤其在包產到戶之后，大量的農民土地上沒有辦法繼續使用這么多的勞動力，大量的勞動力就往城里轉移，所以套利型的企業家成為最重要，也是最成功，對中國經濟做出最重要貢獻的企業家。

　　創新型企業可能三五年不賺錢

　　但是，今天隨著中國的高速增長，也意味著套利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的上升，我們模仿吸收的高科技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基本上可以說美國、歐洲新的產品出現以后，幾個月的時間，甚至同步的我們中國就出現了。幾乎每一種傳統的產業都可以叫做產能過剩，意味著這市場都進入均衡。

　　下一步這一塊有什么增長？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了創新型的企業家，創新型企業家和套利型企業家是不一樣的，他又創造一種原來沒有的東西，套利的企業家看到別人有的可以拿過來，創新型的企業家看不到別人有什么，所以他必須憑自己的想象，憑自己落后精神來去創造一種人類過去不曾有過的東西。

　　這個就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套利型的企業家和創新型的企業家，他們對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套利要賺錢，他可能非常的快，找投資，可以賺大錢，隨著推移他賺錢越來越難了，而創新型企業家他沒有資產的時候，就需要大量的投入，他三年、五年都不能賺錢，這就是為什么創新的企業需要VC，需要PE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整個人類來看，企業家在過去200年里面整體而言都是一個創新的過程。一個國家怎么變得自由就是靠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勞動生產力要提高，技術要進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專業化，分工和專業化靠市場，形成這樣一個良性的循環，一個國家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深，技術進步就越快，創新越多，勞動生產率越高，進一步經濟增長，財富就變得越多。

　　人類過去的200年有這樣一個循環，甚至可以說從500年前，從哥倫布去美洲開始，走向全球化，人類市場不斷在擴大的過程，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技術不斷進步的過程，財富不斷增加的過程。

　　在這里面最核心的是增加這個企業家，市場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場是企業家看到的，沒有微信的時候，沒有微信市場，沒有手機的時候，也沒有手機市場，所有的市場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分工  也是企業家創造的。

　　創新更是企業家的一種基本職能，創新帶來經濟增長，財富增加，而財富怎么變化新的市場，也可以說是企業家的工作，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產能過剩，意味著中國的企業家沒有進一步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我們還在重復的生產，市場上已經飽和，經濟學家的話已經均衡這些產品，而看到一種過去不存在的這樣一種產品。

　　創新需要體制根本性的變革

　　為什么會是這樣？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企業家本身當他們在最初淘第一桶金，80年代、90年代，甚至21世紀前些年的時候，仍然大量市場不均衡的時候，低垂的果實就是生產其他國家已有的產品，拿來我們叫山寨，就可以賺錢，久而久之就不會思考更多的，怎么創新新的東西來滿足市場。

　　另一個是我們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制度，這個國家的企業家他們更愿意去套利還是更愿意創新，剛才講的相對而言套利是有風險，風險不那么大，有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有沒有那么大，我們只要敢冒險，我們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賺錢。

　　創造型完全是面臨不確定的世界，看到沒有的東西，誰都看不到的東西，這個東西你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認為你的神經有毛病，在一個不能夠容忍這種自由，容忍這種寬容，每個人的權益沒有一個基本的保證，創新的成果沒有一個確定的回報，確定的預期回報的時候，我想好多企業家不會真正去創新的。

　　更簡單的說，創新企業家比套利型的企業家的制度更為敏感，一個國家當他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業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投機倒把的企業家，他們投機倒把可能就被抓起來，關起來了，他們他仍然在試著做，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個法制，我們看到游戲規則不透明，隨時在變，每一個人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證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企業家不可能真正花時間去進行創新。

　　因為創新需要的不是一天兩天，不是一年兩年，是可能三年、五年，甚至10年、20年，現在所有任何一個新的產品，除了互聯網時代的概念之外，沒有若干年的積累是不可能的。

　　我在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男士現在一般都會用刮胡刀，這個刮胡刀最重要主導的一個品牌是吉利，100多年前，吉利這個人他是個小商販，他到處走街串巷去賣一些小產品的時候，他自己面臨一個困惑，說他經常刮胡子，動不動刮破了，而且那時候的刮胡刀就這個，專門找專業電池磨這個刀，使得這個刀太鈍了，更沒法刮，一刮肯定就破了。能不能生產出一個又安全，又便宜的刮骨刀，所謂安全是我一般不把臉刮破，所謂便宜就是一般刮鈍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

　　當他找了好多個技術專家，這些人都說No，這是不可能的，你沒有辦法用一個合金，鋼材，弄成那么薄，那么便宜的刀片出來，他就不相信，他就孜孜不倦的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時間才做出來這個產品，6年的時間對一個創造性的產品來說也許是很短的。

　　我們可以想象幾乎所有的創造性的產品都面臨是這樣的問題。200多年前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改變蒸汽機的時候，他面臨很多次的失敗，要是中國真的從一個現在我們說依靠過去的資源配置改進的增長，轉向了創新推動的增長，必須我們的企業家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真的出現創新型的企業家，就需要我們現有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變革。

　　為此，我們也需要整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們的教育體制的改革。我相信一個國家的國民，特別是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的學者他們沒有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我們真的有新的想法會出來，我們所有的創新都是從一個想法開始，一個idea開始，一個idea一定是新的，所謂新就是與眾不同，所謂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所以只有我們到了那一步，我們中國才可能真正維持未來相對比較高的增長。

　　我認為美國的體制仍然是可以不斷的創造出新的企業家，特別是不斷有新的人在栽樹，一代一代的企業家不斷的在栽樹，所以我們老有果子吃，我們希望我們中國的企業家，甚至是美國的企業家栽一個樹的果子我們已經摘著吃了不少的時候，我們下一步自己能不能栽出果子來。

　　如果中國企業家我們栽的果子不僅我們自己能吃，而且美國人也能采摘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生活的更好，我希望未來的創新不是來自任何一個國家，而是來自全世界，來自全世界的70億人，中國是人口最大的國家，應該在人類栽更多的果樹，使全人類得到更大的幸福。

　　中國創新能力跟美國沒法比

　　新浪財經：很多學者對美國的經濟復蘇不太樂觀，他們認為從經濟增速上看中國比美國更強，您對于中國和美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怎么看？

　　張維迎：人類好多的技術進步不一定帶來增長，而且帶來消費品剩余的增長，今天有大量免費的產品，這是沒有辦法用GDP統計的。GDP在某種意義上，再一個經濟技術不斷進步里面它看到會低估人類本身的進步，也就是說，我們從技術當中得到的好處。

　　另外我覺得在2009年之后，有一種悲觀的情緒，那個時候中國有一種普遍樂觀的情緒，美國人過分的悲觀，中國人過分的樂觀，這是我在2001年訪問美國的時候我看到這種現象。事實證明了至少我認為中國人過分樂觀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在過去30年，一直在采摘全世界幾代企業家栽的果樹的果實，我們以為我們永遠有果子吃，甚至有的果樹是我們自己栽的，其實好多果樹不是我們自己栽的。

　　現在從過去的3年我們GDP的增長不斷的下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性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一個周期性的問題，意味著套利型的企業家來驅動增長的時代，政策因素。

　　但是，我們的創新型的企業家還是比較少的，看到了好多新一代的企業家，80后、90后，特別在互聯網這個時代，像馬化騰這樣一些優秀的企業家，總體來講我認為目前中國的創新能力跟美國比是不可比的，不是一個數量比，我們所有用的這些新的產品，最基本的技術，大部分是美國傳統。在這一點上中國應該更謙遜一點。

　　互聯網讓沒有關系的創業者也能成功

　　新浪財經：您認為互聯網對于企業家精神的發揮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張維迎：首先互聯網本身，尤其是現在好多互聯網的意義全是企業家創造�，F在的企業家本身用互聯網來創業，使得這種企業家精神在中國來講這一波當中，最簡單說在中國過去創業，房地產，沒有關系的這群人是很難做的，而在這一波的創業當中，好多的企業家真的是沒有關系，沒有家庭背景，但是它可以創業，他可以拿到很多錢，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值得中國真正的企業家，特別是創新型的企業家，可能更有利的發揮。

　　在過去不大容易，看到北大[微博]的好多學生，我昨天在杭州看到北大原來歷史系畢業的學生90年生的學生，他搞一個互聯網計算，銀行間跨入銀行間的計算，拿到2000萬美金的投資，他在留學期間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他是創造一個新的軟件，這個在過去是真的不太可能的。過去能不能拿到政府關系的許可，拿到政府給你資源等等的這些東西，大量的草根人士創業提供了更好的機會。

　　互聯網企業精神一個重要影響，同時我還有一點，我們的認識，一個家企業家成功之后，他可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好比一個鋼鐵企業，成功以后你可能 

　　幾十年是一個最好的鋼鐵，但是在互聯網時代，企業家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全國的企業家，用不了多長時間，你就被邊緣化，這些也有助于收入分配。而不像過去那種，你再不努力就被新的企業家干掉。

　　另外，一個經濟的增長無論是宏觀上的增長，還有企業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市場的擴大。而互聯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使市場可以擴大，現在租一個小地方，瀏陽賣鞭炮煙花廠可以銷售到非洲、美洲等等，這些都是靠互聯網。

　　現在我老家有專門賣黃米饃，也可以網上購，很快就可以給你送到，我認為互聯網的影響不止是說讓我們的交流變得更方便，交流本身變得方便是所有生產的第一步，而且使我們市場的東西本身在擴大，尤其我認為它對人類思想的交流帶來好處，一定帶來更多的創新，因為我們所有新的思想都是由過去的思想碰撞而產生的。

　　有更多的人可以用互聯網交流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新想法，更多的想法意味著人類有更多的新產品，更多的新市場，我們的經濟就會更好的增長。但是這個增長不一定完全表現在我們勞動生產力。我仍然認為我們人類技術進步帶來最大好處是所有商品剩余，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用GDP衡量的。

　　中國很難有家族企業延續下去

　　張維迎：人口問題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會非常大，增長本身不是我們的目的，增長是人類為了活的更幸福。中國人口問題影響增長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勞動力，還有一個創新。

　　過去10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增加在全世界最快的，年平均15%左右。創新為什么會影響呢？創新本身平均而言是年輕人做的事，經濟老齡化的時候，無論從需求的該度還是供給的角度，創新的都會有一些收縮，中國人口絕對量很多，這個還應該不是特別嚴重，我們不要忽略這一點。

　　我們過去看一個家庭幾個孩子的時候，大人恨不得孩子都放的開，磕磕碰碰的死掉也沒事，現在一個孩子，誰也不舍得讓自己的孩子沒了，從心理上所有的保險特別多，這個也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膽量，我們去創新的膽量，包括父母盡量讓這個孩子，他給孩子賺取足夠的財富，讓孩子什么都不愁的時候，這個國家年輕一代就會有問題，我希望不是這樣，我仍然看到80后、90后有很多的生機。

　　今天我們不是討論人口政策，人口政治學家他對人類幸福的負面影響也到一個GDP的負面影響，為什么這么想？可以想像一下，未來一個孩子上面有八個老人的時候，任何一個老人出問題，這個孩子會精神崩潰，他住在醫院，看著還不要侍候。過去說父母或者母親，我母親住院的時候，我們姊妹幾個，總是可以輪流，我老的時候，就我兒子一個，當老師的還有學生，大量的沒有學生怎么辦？這個孩子精神上會有極大的問題，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人，他就說人們養孩子只是為了保險，養老，養兒子防老，這有一定的道理，有社會保險，有國家，現在有一些公司專門老年人生意，給你一個好的醫院住進去就行了，那不叫人類了，人類一定是有情感的，不是說機器能喂你吃飯你就不要兒子了，兒子在你面前說一句話，和陌生人說一句話是完全不一樣的，計劃生育負面影響最大的中國人本身的幸福感，無論是父母還是兒女的幸福感，。

　　這個政策的后果我們現在沒有看到，我們只看到獨生子女小皇帝，不好管，都是次要的問題。30年之后我們會看的更清楚，這也是提醒我們，任何一個國家從古到今凡是統一治理的政策，很短期看多么的好，越到最后發現它的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

　　我想到19世紀中期有經濟學家說，一個好的經濟學家跟一個壞的經濟學家最大的差別是什么？壞的經濟學家只能看到現在看得見的東西，一個好的經濟學家不僅看到現在看得到的東西，而且要看到未來會發生的事情，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吹靡姷�，控制人口見效了，那時候大量的經濟學家都在宣傳，人口專家，現在看到問題了，我們還是有好多理論，好多經濟學家我們對任何的政策看的更透徹一些。

　　前兩天去杭州跟一群企業家交流，中國企業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接班人問題，老的企業家總會老，盡管這一群人很重要，但是大量的企業來講需要一定的時間，家族企業的延續。目前我看中國的企業很難有家族企業延續下去，因為他有一個孩子的情況下，他是不是合適做企業，他是不是愿意做企業？這是很大的問題。雖然現在大量的年輕一代不愿意做這些，他不愿意做這些他這個企業怎么延續下去，中國的現在社會環境是信任度，這就是很大的挑戰，中國大量的企業可能由于接班問題而死亡。

　　隨著財富的增加，大家愿不愿意生孩子，老齡化不是只由于計劃生育，沒有計劃生育的國家，鼓勵生育的國家，仍然出現老齡化，這就是人類轉型發展我們觀察到這個現象，這個現象100年前是無法想到的。

　　中國的問題在哪？不是說老齡化本身，而是中國的老齡化來的如此的突然，所以我原來打過一個比方，我們原來這個人覺得太胖了，體重超標了，超標以后，當然要鍛煉身體，適當的飲食降下來，我們的計劃政策為了什么？你超標了，算一下把大腿鋸掉就不超標了，然后就把大腿鋸掉，然后身高1米7，體重120剛好，沒大腿了，他殘疾了，這就是我們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后果，只要是簡單的中國的老齡化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老齡化混一塊。

　　勞動力成本上升，如果沒有增長，勞動力成本不會上升的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本身就是人類進步的一個標志，因為人類所有的技術進步，企業家創造的財富，最后都要歸于每人，大量的人口工資獲得這個收入，勞動成本上升是必然的，一個國家勞動力成本不上升，因為它沒有增長，短期內80年代無限過程勞動力，也不是勞動力沒增長，當你的勞動成本突然上去的時候，這個期限就非常的短。

　　這就是說中國企業突然之間，怎么辦呢？相信人類自然的眼睛，有好多自然的災難，我們的輿情導致的，但是人類自身人為的愚蠢導致的這種災難，人類本身是沒有一個很強的能力去克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