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亞洲商業前沿的回應

　　經濟學家“六問”企業家

　　在亞洲商界領袖們的心目中，推動亞洲自主創新的主要障礙是什么？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走向國際化，這其中的主要挑戰是什么？這是經濟學家菲爾普斯、張維迎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企業家們提出的問題。

　　時下，全球經濟仍未走出金融危機陰霾，世界范圍內產能和流動性過剩，經濟下行風險猶存。在此背景下，博鰲亞洲論壇官方雜志《博鰲觀察》聯手羅納德·科斯、埃德蒙·菲爾普斯、張維迎、余永定、陳志武[微博]等五位知名經濟學家，就“全球機會與企業應對”等核心話題，向100名亞洲企業家提出“六問”。

　　因經濟學家的這些問題集中于創新、多元化、國際化、企業應對、改革與企業家責任、經濟學家的作用等六個核心層面，我們謂之“經濟學家六問”。

　　4月5日晚8時，博鰲亞洲論壇會員俱樂部活動在2013年年會現場舉行。經濟學家菲爾普斯、張維迎、胡祖六與企業家張躍(遠大集團總裁)、陳峰(海航集團董事長)等就“六問”展開了生動的對話。共200多位亞洲企業家參與“六問”活動，其中包括80余位博鰲亞洲論壇會員，活動由微軟[微博]公司全球資深副總裁張亞勤[微博]主持。

　　與通常由企業家提問、經濟學家“解惑”不同，《博鰲觀察》的“特別行動”把經濟學家與企業家的位置作了互換，并嘗試以亞洲企業家在商業前沿的實踐與心得，為經濟學家的研究提供現實給養。

　　正如新制度經濟學鼻祖、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對“經濟學家作用”的關心，他認為在中國向著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經濟學家所扮演的角色較為有限，但隨著中國不斷進步并完善自身的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學家很可能將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科斯由此發問：“經濟學家應該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有哪些？你們對于中國經濟學家有何建議？”

　　遠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在活動現場張躍回應稱，現時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將關注點由“發展”轉向“質量”：環境質量(水、食物和氣候)和生活質量(自由及安居樂業)。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此前的回答則更為直率，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和經濟學家首先應該解決制度上的問題，不解決制度上的問題，那些“經濟上的問題”永遠無法找到答案。

　　制度問題關乎營商環境和企業家生存，反過來也會促使企業家更好地履行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經濟學家張維迎向亞洲商業領袖們提出的問題是：當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沒有辦法與國有企業展開公平競爭時，你是否認為創造公平競爭的唯一辦法是將國有企業民營化？

　　萬科企業董事會主席王石此前書面回應稱，他并不認為一定要將國有企業民營化才能促進民企與國企之間的自由競爭。他反問經濟學家：“對于上市企業而言，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邊界在哪里？國有股占比51%的上市企業，和國有股占比49%的上市企業，在治理結構上有什么本質區別？”王石的觀點是，中國目前改革的重點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只要政府治理真正能避免既得利益集團控制公共政策，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在市場準入、金融支持等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地位，“是否一定要民營化可以再討論”。

　　經濟學家科斯一向關注中國的發展，他判斷，與英國18世紀以及美國19世紀的工業革命相比，中國的工業革命在技術創新上稍遜一籌，“這令人有些遺憾和不安”。他問：“作為中國企業家，你們是否認同我的評價？你們認為自己在創新方面面臨那些主要困難？”

　　作為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寶鋼董事長徐樂江坦率地回應了這位102歲的經濟學泰斗的提問。徐樂江稱，中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工業革命，因為稱得上“革命”的一定是要有具有影響世界的顛覆性技術創新。“反觀今天的中國，盡管工業化轟轟烈烈，但是工業化過程并沒有伴隨突破性的技術創新，反而帶來的是資源的極度消耗和環境的極大破壞。”徐樂江表示，創新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影響創新能力的最大障礙還是體制和機制問題。

　　印度GVK集團副董事長桑賈伊•瑞迪在回應經濟學家菲爾普斯同樣關于創新的提問時說，創新更大程度上關乎文化和思維模式：“這是教不會的，但必須反復灌輸，假以時日方能實現。創新文化發軔于大學，但可惜印度的情況并非如此——印度教育更偏重于職業而非創業，側重于需要時間的技術培訓，其結果是基于市場的創新頗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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