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亮

　　當你打開各大上市銀行的年報，你會“欣喜地”發現，在這個處處求錢若渴、甚至很多人不惜飲鴆止渴的市場，它們依然擁有低廉的資金來源——不到2％的資金成本。

　　另一邊廂，高息借貸彌漫著許許多多的城市和鄉村，年化利率低則三五十個百分點，高則一二百個百分點，即使從銀行渠道出來的資金，對于大多數非國有企業和限制性產業（比如房地產業），資金成本也大多在20％左右。

　　紛紛亂象，其實就是資金市場的“通脹”，其成因類似于食品漲價，過多的管制和中間環節，在貨幣緊縮周期中創造了價格奇觀。事實上，這樣的問題并不是今日才有，也不是此處才有，它的出路何在，既有紛紜的說法，也有很多的共識。所以，解決這亂象的方法，已不必多言，但我們至少要提出一個希望，那就是，不要走上最壞的出路。

　　渠道與“關系”

　　這些高成本（從提供者的角度看是高收益）的資金主要有三個渠道：銀行，信托、擔保、典當、貸款公司等非銀金融機構，個人、民企等民間渠道。

　　不難想象，在資金源頭比較單一，需求廣闊又多元的市場環境下，需要一群人來打通這些渠道之間以及這些渠道與企業之間的壁壘。他們是資金掮客，是“有關系的人”。

　　北京一家中型企業，它在細分行業里可以算是龍頭企業，今年一季度需要流動資金3000萬元，融資主管走遍了銀行，也找了信托、擔保等機構，均未成功，最后偶然找到一家“投融資顧問公司”。在收取了不菲的代理費用后，顧問公司為它辦理了“一站式”服務：貸款，以及為應對“受托支付”設計的各種環節與手續。雖然利息很高，但皆大歡喜。融資經理也樂于為顧問公司繼續介紹客戶。

　　某信托公司與某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合作，通過“關系”從銀行“搞來”資金，以理財產品的方式與信托公司合作，信托公司把它包裝成私募基金來管理，但其實早已確定去向，因為是下游的關系帶著客戶或者“有客戶關系的人”來的。這一系列運作過程，處處都要買路錢，最終由資金使用者承擔。

　　個人和民企的民間借貸，情形還會更復雜一些，因為信息不對稱和經驗不均衡，各種灰色組織和不法分子更容易介入。

　　這正是目前洶洶資金市場的一個基本圖譜。

　　定價與“通脹”

　　在這個圖譜下，資金定價出現扭曲。

　　資金的定價有幾個不同的層次。最基礎的定價是央行確定的存貸款基準利率。第二個層次的定價是銀行在央行規定的基準利率及允許的區間內自主定價：存款利率不超過其上限(也就是說，資金的原始提供者——存款人基本沒有議價機會)，貸款利率在基準利率的0.9~4倍。銀行在這個區間內的自主定價，逐漸形成民間金融的定價底線。于是，民間金融基本上是完全市場化定價，但是定價的基礎則是由正規金融體系來確立的。

　　銀行資金的定價，面向政府項目、國有企業、住房按揭等的貸款，基本圍繞基準利率進行幅度不大的調整。

　　面向中小企業的銀行貸款具有較大的談判空間，在資金比較緊張的時期，往往都在基準利率的2倍以上，正如我們的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銀行不僅提高利率，還巧立名目以征收“額度管理費”、“財務管理費”，或者要求購買金融保險等方式，變相再次提高貸款利率——這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解釋近兩年銀行中間業務增速較快的原因——而能獲得銀行貸款的中小企業是銀行精挑細選出來的。

　　以銀信合作、理財產品或其他“表外”渠道進入企業的資金，在從銀行出來的時候，大多是以基準利率或普通理財產品收益率為參照略作調整的，看起來并不離譜；但是從這里到企業，還有漫漫長路，幾多關卡。包裝成理財產品的融資，都要繞過多個監管程序，走信托通道，過私募基金，兩三道“有關系”的掮客，每個關卡收1~3個點甚至更高的“過路費”，企業最終拿到資金的成本至少在15%左右，目前的市況下20%也很正常。

　　也就是說，20%，是除了銀行本身通過正常程序能夠提供貸款范圍之外，其他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成本；從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公布的委托貸款利率來看，基本符合這個水平，也說明這個利率水平的參照作用。這個成本，也就成了以擔保公司、典當行、個人及企業之間的民間金融的底價，更別提地下錢莊等非法渠道了，其資金價格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于是，我們看到了100%甚至180%的年化利率。

　　這樣看來，目前資金領域跟食品領域一樣，其價格中相當大比例是由過多的流通環節制造的。而資金領域的流通環節過多，是中國金融結構單一、利差保護、行政監管、牌照緊缺等原因造成的，這樣的金融發展模式，在市場緊縮的時候，監管和“通脹”必然會相互加強——越是“通脹”，越為嚴厲的行政監管和牌照管理提供口實，越是嚴厲的行政監管和牌照管理，會激發更為猛烈的“通脹”。

　　就跟食品漲價菜農并沒有得到實惠一樣，資金領域的“漲價”，資金提供者也沒有什么好處或者好處甚微。對于銀行資金的提供者，作為存款人出現時，他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不到2%，作為（融資類）理財產品投資人，年化收益率一般在5%左右，少數能達到7%~10%，能超過10%的就很少了。

　　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越過銀行直接放貸，在北國的鄂爾多斯，沿海的溫州，甚至在一些貧困地區，略有閑錢的，爭相放貸。這般“欣欣向榮”的局面，多少有點讓人不寒而栗。

　　“末路”與出路

　　“錢生錢”真是件美好的事情，它就像“財產性收入”那般令人神往。但這些高得讓人不敢仰視的利率，最終要出在企業身上，如果這樣的市場能夠持續下去，不得不感嘆中國的實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創造利潤的能力實在匪夷所思。

　　很多人心里都明白，這樣玩不長久。

　　這只是金融抑制遇上市場緊張激發出來的景象。金融抑制的手段包括名義利率限制、高存準率要求、政府通過干預限制外源融資等等。不消說，這些手段在中國都正用得起勁，雖然我們能夠理解其初衷，但是也要警惕其后果。

　　一旦企業創造的現金流不能支持高息借貸的循環，各類金融案件頻發，一個傷及金融機構、中介、企業和老百姓的局面必然需要我們面對。今天的景象，就像是一場末路狂歡。

　　但一說到出路問題，各類答案大致相類，無非是：放開金融牌照、利率市場化、降低金融門檻、加快資本市場建設等等。

　　或許正是因為說的人多了，所以聽的人也就疲了。但是，我們的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樣的一個苗頭：其實很多從事民間借貸的人都知道這樣下去最終資金鏈會斷掉，但至于斷掉后誰來收拾殘局，“或者像溫州很多“老高”籠統地說，會是政府埋單吧”。——邏輯很簡單，政府手里抓得越多，就會被默認為“背書”越多，責任就越大，而市場就會有更強烈的預期認為政府最終會埋單。

　　這是最壞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