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人民幣加入SDR還有很長的過程
1.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如何提升	2.從來沒有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進入SDR
3.人民幣匯率浮動和中國宏觀經濟發展一致	4.三速復蘇或使經濟重回2007年傳統模式

　　人民幣進入SDR成為全球共識，但加入之路還有多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如何提升？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何去何從？三軌復蘇的格局，又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財經面對面達沃斯專訪IMF總裁顧問朱民。在達沃斯的美麗雪景中，我們為廣大網友呈現一期特別的專訪。（注：SDR指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它是基金組織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會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的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

　　從來沒有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進入SDR

　　主持人權靜：每次您在達沃斯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這兩天又有媒體報道關于SDR特別提款權的問題，您也談到了美國和法國都表示支持人民幣加入SDR，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朱民：這件事我覺得，首先第一件事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法國總統在G20里面公開表明支持人民幣進入SDR，而且胡主席訪問美國的時候，中美雙方合作里面美國支持人民幣進入SDR，這是在國際上第一次對人民幣的國際性的認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有巨大意義的事情，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關于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這里有我們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內部的原因，包括我們這個，因為一個貨幣的國際化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能夠貨幣可兌換，你能夠資本市場開放，你能夠提供以這個貨幣計價的金融產品，你能提供流動性，這個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提供以這個貨幣為單位的流動性，這個貨幣還是不能國際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里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要做。從外部來看，也要有怎么樣一個市場的需求怎么起來需要人民幣，以及包括怎么樣為中國的人民幣制定專門的規則，來把中國加入到SDR，因為給定人民幣現在還沒有可兌換的情況下，怎么能夠過程做這個事。所以這是一個雙邊的過程，我覺得比較好的就是，現在國內已經把這件事很重視，國際也非常重視，這樣我們開始進行實質性的探討和研究，所以這個事情就很好。

　　主持人權靜：我們想繼續問的細一點，比如您剛才說到中國自己存在的問題，如果讓您羅列出來的話，我們簡單說會有哪幾個因素，比如跨境結算或者是怎么樣？

　　朱民：這個首先是不是一個人民幣的問題，首先你得說資本賬戶是13項開放，我們逐漸開放了30多項，但是還是有10多項逐漸的開放，對居民的、對公的、對內的、對外的，這里有很多細節的技術的問題，這些都以逐項給予解決，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在這個基礎上你才能談到人民幣的結算，人民幣已經開始部分結算了，人民幣作為貿易的工具，已經開始了，這些事情都在做。但是直到你把這些基本規則做完，就是它這個規模還是很有限的。

　　主持人權靜：包括資本的管制的放松？

　　朱民：這個是我剛才講資本管制13項下面內容的逐漸的開放剩下的一些。

　　主持人權靜：這是中國的方面，如果從國際的方面來說，包括IMF在內，會怎么樣去設計人民幣加入SDR的步驟，比如說會占到多大的比例？具體的方案會有哪些草稿？

　　朱民：這里有幾個不同的概念，第一個是，關于怎么樣使人民幣滿足SDR的條件，因為這個事以前沒有發生過，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比如說一個新興經濟的國家、一個還沒有可兌換的貨幣能夠進入SDR，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第二個，關于籃子的比例，這個相對就比較簡單，是根據一個時點上，是根據貿易的權重、整個貨幣的市場權重等等算出來的，所以這個都是一個現成的公式，倒不用考慮，只是整個制度的設計會有一個相應的變化，這個還是要花時間來進行研究和討論。

　　主持人權靜：您覺得如果有時間表的話會是大概的幾年？幾個大的步驟？

　　朱民：我覺得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難給出具體的時間表。

　　主持人權靜：其實我們說到人民幣的國際定位SDR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到底怎么樣確立你的國際地位，在于這個區域的人對人民幣有沒有足夠的信心，比如很多人呼吁說人民幣首先可以在亞洲成為國際貨幣，但是也有分析聲音說，中國的央行對于貨幣宏觀政策調控的能力是不是有足夠的信心，覺得他們有足夠的把控力，這個是否也是會成為一個顧慮？

　　朱民：你說的都是對的，就是一種貨幣能不能成為國際貨幣，歸根結底取決于市場對這種貨幣的需求，如果沒有需求的話那還是不行，所以這是第一。市場對這個貨幣有沒有需求，這是一個綜合方面的，是對這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使用，以及對他的監管機構等等等等，這是一個整個的綜合的過程，所以也就是考慮國際化的過程中，也得把整個的一體化的進行綜合考慮才行，至于他是區域性的還是國際性的，我們看到現在人民幣在貿易結算方面的使用，主要是在區域之內，但是也有一些跨區域的進行，當然通常如果你看歐元，歐元是從歐元區開始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區域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主持人權靜：您剛才說的是一個更大的框架，就是大家對人民幣到底有多需要的問題，其實這里面更加具體的就是我剛才問到的，大家會不會對中國的貨幣調控政策把控存在疑慮，您怎么看？具體的例子，比如2010年是否加息周期的把握不是非常的到位？大家對央行的信心有多少，是否也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障礙？

　　朱民：這個我剛才說了，這是整個的一體的問題，最終會反映在對人民幣的需求上，如果你沒有對人民幣的需求，當然也談不上國際化，所以這是兩個方面的，所以最終會反映，但是總體而言，中國的央行在國際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大家對央行的整個的管理、貨幣政策的潮流還是很給予認可的，我們周小川行長在國際上地位是非常高，所以他要參會的話，各方面請他發言也是很多的。

　　人民幣匯率浮動和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是一致的

　　主持人權靜：我們注意到，近期你提出了中國針對金融行業的宏觀審慎的建議，這樣在整個大的國際貨幣政策當中會發揮一個什么樣的作用？

　　朱民：宏觀審慎這是危機以后提出的一個新的概念，所謂宏觀審慎這個概念，就是從系統風險的角度來管理金融，這是以前比較忽略的，因為以前的監管比較多的比較偏重于微觀的管理，資本充足率等等，貸款的質量等等等等，現在看來，第一個是金融機構是越來越多的相互混雜在一起的，他的相互的聯動性很大，而且金融整個波動的周期性很強，所以他具有時間性的、周期性的波動，又有在同一時間性的相互的關聯度的密切加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怎么防止系統性風險，這是危機以后變成一個金融監管的主要的命題。針對系統性風險的管理，現在全球使用的新的概念，就是宏觀審慎管理，所以這個宏觀審慎管理包括貨幣政策方面的宏觀審慎方面，包括監管方面的宏觀審慎，主要是針對系統性風險，就是宏觀方面的。所以中國現在國內提出這個概念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從基金的角度來說，我們應該說在過去的一年多一直在努力的推進宏觀審慎的管理，因為經過這次金融危機以后，怎么樣防止下一次危機的發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權靜：這已經是我們第三次在達沃斯跟您做這樣深入的探討，我還非常清楚的記得我們去年在探討這個話題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要點就是說，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美國因為它是全球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它就可以讓全世界的經濟被它所影響，甚至某種程度上去被它服務，這個話題到今天來講依然有它的現實意義，比如說中國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怎么樣去花的問題，比如說人民幣升值是否要盯住美元，背后又怎么樣擺脫過于依賴美國經濟、美元的這樣一個因素？

　　朱民：當今的貨幣體系確實存在著它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說它依賴的是主權貨幣，它不是一個中性的超主權貨幣，這樣它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這也是當今整個貨幣體系面臨的弱點和問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以最近G20的主席國法國提出了，他當主席對G20重要的命題，就是對全球貨幣的改革，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對全球貨幣的改革，就提出了怎么樣，第一個是對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以及能不能有超主權貨幣產生的問題，這是未來的設想。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在今天的情況之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強的經濟，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貨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美元仍然還是主要的儲備貨幣，但是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由此推向的這個全球貨幣的非主權化的過程，我覺得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改革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權靜：背后一個密不可分也必須要談到的問題就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人民幣升值的問題，這兩個因素可能密不可分，對于人民幣匯率到底應該怎么樣處理，業內有這樣的探討，說既不能固定，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浮動，您怎么認為？

　　朱民：關于匯率的問題，其實經過了很長的變化，如果你看在黃金時候匯率都是固定匯率的，美元和黃金脫鉤以后，1972年牙買加協議推行的都是浮動匯率，特別是在過去的20年里，就認為浮動匯率會比較有效的推進資本流動和資源配置。但是這次金融危機也表明，浮動匯率也可能會在一定的情況下造成金融的波動，特別是現在也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貨幣市場變得現在越來越大，比如說今天貨幣市場一天的交易量是4萬億美金，其中大概只有2%左右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98%是純粹的一個金融的服務，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這個4萬億的交易會對匯率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匯率怎么樣決定，一直是一個還在不斷的探討和研究的問題，我想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因為國內的通貨膨脹現在總體壓力比較大，水平還是在上升，所以中國雖然匯率在上升，但是中國的實際匯率水平上升在過去的一年來說還是蠻快的，所以人民幣增值的過程還在繼續，我覺得這個是和中國整體宏觀經濟的發展是一致的。

　　主持人權靜：對這個問題您的方案或者建設性的意見是什么？中國應該怎么樣去應對這個問題？

　　朱民：中國應對現在應對的蠻好，我們一直認為人民幣匯率進一步的市場化對中國、對世界都是好事，人民幣確實在市場化，我覺得人民幣需要進一步沿著這個方向往前走。

　　主持人權靜：對于最近出現的比如說中國開放了溫州個人海外直投的試點，包括允許機構去進行海外的股權投資，您覺得這個對于中國巨額的人民幣外匯儲備的問題是不是解決有一定的幫助？

　　朱民：國內資本外出一直是降低外匯儲備的一個非常用效的國際公認的政策，中國也在朝這方面走，是對的。

　　三速復蘇或使經濟重回2007年模式

　　主持人權靜：我們這兩天在論壇上還看到您還有一個非常新穎的觀點，說世界經濟現在正在進行“三軌的復蘇”，新興市場是一軌，發達經濟體算一軌，美國算一軌，包括您也談到了美國GDP的增長會在3%左右，復蘇的勢頭非常強勁，在您的這個概念里面我特別關心對于新興市場的影響，因為之前您也曾經說過，全球流動性寬松會給新興市場帶來很大的壓力，比如說通脹的問題，比如說外匯儲備增長很快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尤其顯現，對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朱民：今年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我一直說的，從兩元的恢復出現三元的恢復，因為去年全球經濟基本上是兩元化，就是新興經濟增長速度特別快，是平均增長速度達到7.2%，發達經濟只有2.5%的增長速度，所以明顯的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增長的軌跡，我覺得這是去年經濟發生的特別主要的特征。今年美國因為有強有力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刺激，所以美國的經濟渴望有一個比較強有力的恢復，所以他處于3%或者再多一點增長，但是3%已經是他的一個很高的增長速度，所以我們說美國可能出現了第三個增長。

　　這樣的變化應該是說也有幾件事，對今年來說，不完全是因為這個，第一個是，美國的強勁恢復可能會增加美國的進口，這樣也會推動新興經濟的出口，這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經濟重新回到2007年的傳統模式，就是美國不斷的進口，有赤字，新興經濟不的出口，有盈余，全球的失衡問題會進一步惡化。

　　與此同時，第二個，今年和去年比有很大的變化，對新興經濟來說，新興經濟經過了去年一年強勁的增長以后，他基本上已經到達了生產能力的飽和點了，所以他基本上開始進入一個可能過熱的階段，所以在這個階段上防止經濟過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政策目標的問題。與此同時，最近的食品價格上升，大宗商品的價格上升，對通貨膨脹壓力也很高，因為食品占新興經濟的通脹指數比重很高，中國是34%，印度是17%，俄羅斯是38%，所以食品價格上升就會帶動整個的一般物價上升和通貨膨脹上升，這樣會形成第二輪反波的話，這個對經濟影響還是蠻大的。所以對新興經濟來說，通貨膨脹的壓力是今年面臨的一個非常主要的挑戰。

　　與此同時，資本流動現在看來今年仍然會繼續，因為去年我們看到資本開始流回新興經濟，這個趨勢現在還在繼續。因為全球大概有兩種不同的資本形態，第一種是我們叫流動性的資本流動，第二種是資產配置性的資本流動，現在看來配置性的資本流動開始向新興經濟流，所以那個規模還是很大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也會進一步推動新興國家的比如說資產過熱等等現象，推動通貨膨脹。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防止經濟過熱、防止通貨膨脹是新興經濟今年最主要的挑戰。

　　主持人權靜：這個問題在中國顯得尤為明顯，如果說讓您給出一個解決的方案，您覺得會有嗎？

　　朱民：我覺得政府現在對這個事情高度的重視，現在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來抓這個事情，我覺得都是挺好的，從需求方面還是要緊縮貨幣政策，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控制總需求，從供給方面還是要增加供給，我覺得這個也特別重要，主要是實體方面。但是很重要的一點，要控制通貨膨脹，從食品價格的上升變成一個全面的通貨膨脹，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所以在這個階段，下力氣把食品價格的上升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權靜：所以很多人在討論說，央行現在在進行宏觀貨幣政策的時候是否會存在兩難的境地？比如說如果繼續緊縮的話會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但是如果不緊縮的話是不是通脹很難控制？

　　朱民：在貨幣緊縮的時候總是會面臨著對實體經濟影響替代性的問題，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但是我覺得這個不可避免，因為還是在平衡增長和通貨膨脹的兩者之間，中國現在總體增長還是很強勁，通貨膨脹日益變成一個主要的一個挑戰，所以把通貨膨脹放在主要的政策目標來加以管理，我覺得還是對的。

　　主持人權靜：所以未來將會進入加息跟提高存款準備金率。

　　朱民：進一步的貨幣政策的緊縮我覺得還是當前通貨膨脹很重要的政策方面，但是我覺得在供給方面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權靜：您剛才提到了平衡的問題，說有可能現在回到07年那樣的狀態，對于中國來說過去的危機可能一方面是過度依賴出口造成的，但是現在改變中國這種巨額的貿易順差的狀況是否是只能夠依賴人民幣的大幅升值，還有什么其他的渠道？

　　朱民：中國的外貿的順差應該說下降的很快，07年外貿順差是占GDP的比重10.8%，去年降到了4.2%左右，所以可見走內需的發展道路足夠生效，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所以在今年的時候如果美國需求上升的時候，如果我們還能繼續堅持內需的道路發展，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因為如果又一次反彈的話，既會引起很大的國際壓力，也會加大中國增長模式改變的困難，所以這個還得堅持內需模式的發展，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