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蕾

　　“人生而自由，卻又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早在200多年前，盧梭就用天才般的哲學思想告訴人們：人其實就是個“兩難”的動物。

　　如果說盧梭的感悟是一種哲學境界，那中國產業當下面臨的則是最現實的“兩難”問題：為什么GDP逐年升高民眾幸福感卻一降再降？投資不惜重金環境卻日趨惡化？樓宇越來越多百姓卻望房興嘆？……

　　當富士康的員工用結束生命的慘烈方式來了結自己無法穿越的“兩難”時，我們應該知道，這就是代工模式所付出的青春代價。我們在全球分工產業鏈中所處的那個低成本制造環節至今仍是我們的痛，但更是我們的現實。這正是我們產業升級“兩難”的一個縮影。

　　把這個縮影展開，我們可以看到，全球三分之一的貨輪在運送中國生產的商品、中國需要的能源、糧食及工業原料，所以中國還生產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和鋼鐵。這種驚人的生產能力讓我們的GDP總量超過了日本，站上了世界第二的傲人位置。但它同樣消耗了大量能源，影響了越來越多的生態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用青春和資源的代價卻并沒有換來我們想要的幸福。

　　其實，改變并非沒有可能，重要的是有多少意愿和多大決心進行產業升級和轉型。我們一直在說要優化產業結構，但卻又不得不面對嚴重扭曲的現實產業結構。2009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了42.6%，這是一個被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業比重最高的數值，但即使這樣，這一數值也只是低收入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初所處的水平，而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都在60%以上，甚至超過70%。我們不得不遺憾地看到，我們一直在努力實施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并未到位。

　　改革的道路不僅僅鋪滿鮮花，更需要經歷陣痛甚至付出鮮血的代價才能換來新生。而我們所以存在著工業比重過高、服務業比重過低的扭曲情形，是因為不夠決斷，一方面想關掉那些產業附加值低、產能過剩和對環境壞破嚴重的產業，一方面卻又擔心由此引發的經濟增長放緩、地方或局部經濟利益受損以及來自就業的壓力。

　　在多數行業處于重復建設嚴重、產能過剩、產業集中度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市場競爭力較弱的情況下，兼并重組優化產業結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本是必然的選擇，但各級地方政府的“稅源保護”讓這種重組變得異常艱難，在“利”的引導下，污染企業沒有受到應有的整治，而應該進行的兼并重組也無法順利完成。

　　產業轉型不僅僅包括傳統制造業行業結構優化和產品升級換代，還包括新興產業的推動和興起。而無論是傳統產業的升級轉型還是新興產業的規劃推動，都離不開創新。可以說，只有創新才是真正打開產業升級“兩難”的鑰匙。而如何讓創新的種子在企業生根發芽？如何讓創新在整個產業環境中自由而有序地成長？如何讓創新者能得到與貢獻相匹配的回報？換句話說，如何構建一塊能長出眾多創新植物的土壤才是最關鍵的問題。這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長遠的眼光以及先進的管理和制度。我們現在之所以缺少創新和核心技術，是因為我們的眼光更多還只盯在眼前，管理也跟不上創新的步伐，制度更無法為創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如果說技術壟斷會阻止創新的出現，那行業壟斷則會破壞創新環境。我們目前的現狀是，技術壟斷不敢奢望，我們至今也沒能出現一家像微軟那樣的有技術壟斷優勢的公司。但行政主導下的行業壟斷卻比比皆是。雖然之前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已開始向民營企業開放，但大門只開了個縫，很多小門卻依然緊閉。大大小小的民營企業，是一個國家創新活力的主要源泉，堵住了這個口子就等于堵住了創新的通路。要知道，阿里巴巴、騰訊等民企500強的全部利潤加起來，也抵不過中石油和中移動兩家企業的利潤總和。

　　產業升級進展緩慢，實體經濟的“空心化”更令人擔憂。在“利”的誘惑下，服裝巨頭和家電企業都開始涉足主業以外的地產、煤炭等高利潤行業，連制造業的標桿聯想也出現去制造化傾向，并開始轉向利潤更高的金融運作。當買一塊地或幾套房就能獲得50%甚至更高的收益時，誰還愿意投資設廠去苦心經營15%甚至更低的利潤收益呢。于是，生產制造大量資金由此從實體經濟領域不斷流出，形成對生產性投資的擠出效應，這讓產業升級變得更為艱難。

　　而在房地產業不斷膨脹的背后，是無數家庭的儲蓄被吸空，大量的消費需求被抑制。在不斷被推高的房價面前，更多的百姓只能望房興嘆。這種不合理的內需結構是目前經濟增長模式的最大隱憂。但與此同時，一段時間內一直都作為支柱產業來發展和規劃的房地產業由于目前無法找到替代產業，對樓市的調控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兩難”選擇，已經有土地財政依賴性的地方政府每次出臺措施和政策都是慎之又慎。

　　房地產無法找到替代產業的根源正是因創新不足，在其他領域尚不能形成新的產業增長點。由此，我們發現，產業升級這個我們眼下最迫切也最棘手的老問題其實是個大價值框架下整個產業鏈條間的循環難題，仔細梳理這些環環相扣的產業鏈條，就可以發現隱藏在這些鏈條和環扣背后的價值邏輯：“利”字當頭。以利益為核心，以利潤為導向。在這個價值體系之下，產業升級是個難以真正突破的循環死結，這正是“中國模式”發展到今天無法超越的軟肋所在。所以，要突破產業發展的諸多“兩難”，必須要打破目前的價值體系。

　　更為可怕的是，在這個價值體系下，“逐利”成為企業理所當然的價值目標，當企業的道德底線一降再降，像紫金礦業的“污染門”、三鹿的“三聚氰胺門”、乳企之間的“惡意營銷門”就會不斷上演。富士康的教訓也告訴我們，當企業只追求利益而極端忽視對人的尊重和關注時，當企業淪為一架毫無人性和情感的機器時，站在這架機器旁的員工所面臨的是進退維谷的精神困境，這時，企業為社會創造多少財富都無法掩飾它給社會帶來的問題。

　　盧梭說：我們手里的金錢是保持自由的一種工具，我們追求的金錢是我們成為奴隸的一種工具。盧梭所說的人和金錢的關系恰似目前產業現狀中的“人”和“利”：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圍著“利”在轉。在高速運轉中，我們的確讓自己變得更富有，同時也付出了我們一直“不以為意”的代價，當“道德的血液”在這架巨大的機器中開始流失時，我們猛然發現賺來的錢已經不能讓自己幸福。這時“手里的金錢”已變成盧梭眼中“追求的金錢”。如果我們不想把自己變成奴隸，就要放下“利”字，重塑產業價值體系，以“人”的價值為導向。

　　如果我們能學會圍著“人”轉了，解決“兩難”問題或許就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