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壓力仿佛一下子從四面八方逼來，李英的頭都要大了。

　　身為獨女、28歲的她頭一次陷入這樣的困境：公公痛風住院，公公的父親糖尿病住院，公公的母親又不慎摔傷了腰，自己和身為獨子的丈夫要忙于上班，兩歲多的兒子需要一個人照顧。雖然找了保姆、護工分別照顧老人，夫妻倆早已焦頭爛額。

　　“有時候真希望能長出三頭六臂。”李英感慨道。

　　李英在育兒博客上找到了同路人——一大群雙獨(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在她的博客上留言，交流“四老一小”的壓力和苦惱，這讓她覺得自己并不孤單。

　　2030年超越日本

　　李英的確不孤單。未富先老的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感受到老齡化社會的沉重包袱，而中國持續三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這包袱顯得愈加沉重。

　　《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9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6714億，占總人口的12.5%。而根據國際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即意味著其屬于老齡化社會。

　　《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0/2011》(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9月10日發布)指出，2011年以后的20年里，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低生育率是中國迅速老齡化的原因之一。這使得民間、學界及政府的關注聚焦于計劃生育政策上。放松生育管制，允許生二胎的呼聲高起。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2008、2009年連續兩年的兩會上提出建議，大聲疾呼“放開二胎刻不容緩”。

　　“生育政策調整已經到了異常緊迫、刻不容緩的時候，因為人口問題具有長期性、滯后性的特點，必須盡早著手，以免貽誤時機。”紀寶成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從1992年以來，中國的生育率低于實現人類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2.1個孩子)已經長達18年。和眾多關鍵統計數據一樣，目前對于中國生育率還有不同的口徑和說法，但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目前中國生育率在1.6左右，每年人口凈增長不足700萬。

　　而老齡化程度最高(超過20%)的上海，其戶籍人口生育率更低達0.9，遠低于國際公認的極低水平線1.3。上海市人口計生委主任謝玲麗2008年年底在復旦大學舉辦的人口科學高峰論壇上表示，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極限中的極限。

　　“二胎”能延緩老齡化？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陳友華則認為，二胎政策放寬，可以避免獨生子女家庭結構的畸形傳承，被扭曲的家庭結構能得到部分修復。同時，可以避免未來的勞動力過度短缺。延緩人口老齡化的速度與程度，減輕未來社會養老的壓力。

　　就在各界熱議放開二胎的同時，在山西省翼城縣靜靜地進行了25年的“二胎人口試點”揭開面紗，給了世人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在1982~2000年全國兩次人口普查期間，翼城縣放開二胎、并采取“晚婚晚育加間隔”的試點方式效果顯著。在此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而翼城縣放開二胎卻僅增長了20.7%。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另一個重要的人口統計指標——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即男女比例為117.8∶100)，翼城則為106.1。而據陳友華介紹，目前中國出生性別比的偏差將使未來4000萬左右的男人被判“無妻徒刑”。

　　中國人口問題專家何亞福日前透露，從2011年起，我國將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和浙江為試點，允許夫妻雙方只要有一人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這項政策將在5年之內擴展到全國范圍。

　　2009年，生育率全國最低的上海市重申一項悄悄執行多年的老政策——符合再生育條件的夫妻可以生二胎，由此引發媒體熱議。隨后，謝玲麗澄清，“鼓勵生二胎說法不準確”。

　　此事可以看出政府在生二胎問題上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果依然嚴控，可能面臨“后繼乏人”的窘境；另一方面，放開又擔心出現過度增長。

　　放開二胎是否會出現有關方面擔憂的過度增長？對此，李英夫妻給出了他們自己的答案。

　　“矛盾啊。我倆是符合二胎政策的，但是猶豫了很久都沒有去申請指標。就怕生得起養不起啊。”李英說。

　　新浪育兒博客近日發起的一項題為“面對四老一小，你有勇氣要二胎嗎？”的網上調查中，高達69%的參加者明確表示不要二胎，理由分別是“四老一小已經不堪重負”、“養二胎不如多賺點錢養老”。另有18%處于觀望中，表示走一步算一步。明確表示要二胎的為13%。

　　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華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目前中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人口政策到了該轉變的時候了，放開二胎條件已經完全成熟。

　　“但是也不要高估放開二胎的作用。中國已經過了人口高增長的區域，進入老齡化和人口紅利下降的歷史階段，放開二胎對增加勞動力供應、減緩老齡化影響很小。”華生說。

　　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根據人口學專家的預測，巨大的慣性將裹挾著中國人口列車以日益降低的速度前行，于本世紀30年代左右達到零增長乃至負增長。而在此之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早已進入人口負增長時期。

　　“老齡化一定要往前走，沒有解決辦法，只有發展，加強富裕程度。”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

　　在蔡昉看來，通過教育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是中國應對老齡化的一個重要措施。

　　根據蔡昉的測算，從1978年至本世紀初，中國人均GDP增長率中，有27%來自“人口紅利”。而此后“民工荒”的出現，意味著“第一次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綜合國內外多家研究機構的研究結果，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將在2012年至2020年間消失。

　　根據夏威夷大學人口紅利專家安德魯·梅森(Andrew Mason)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口與經濟學教授羅納德·李(Ronald Lee)的研究，第二次人口紅利在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后發生，它有兩個特點，一是不像第一次人口紅利那樣有清晰的起始點，如果政策到位，它可能是無限期的；二是對于有效政策的依賴性更強，如果政策合適有效，它的紅利規模常常遠大于第一次人口紅利。

　　從這個角度來說，擺在中國面前的老齡化難題似乎并不只是一個負擔，反而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金礦。問題的關鍵在于——政策的有效性。

　　這將是未來數十年間擺在中國政府面前最大的挑戰和考驗。

　　梅森通過電子郵件就中國如何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給出了自己的建議：“最重要的問題是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分配。過去和現在中國在實物資本方面投資過多，而在下一代勞動者的健康、教育方面投資不足。”

　　蔡昉則提出，要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可以采取的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積累的養老保障制度；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提高教育水平，加強勞動力培訓，把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等。

　　在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挖掘中，傳統看待老年人的觀點要被顛覆：老年人不只是被贍養者——他們不僅消費、投資，還用較高的儲蓄來幫助社會積累資本。《經濟學人》在2009年一篇針對銀發經濟的調查報道中創造性地用“銀元”(The silver dollar)一詞來指代老年消費。

　　擁有最多數量老年人的中國，“銀元”的規模無疑也是巨大的，只是目前來看中國的政府和企業都還沒有做好足夠準備來迎接這筆財富。

　　據國家老齡委介紹，中國老年人的消費需求目前已超過1萬億元，2050年左右將達到5萬億元，而當前每年為老年人提供的產品總價值卻不足1000億元。供與需的巨大落差中，商機凸現。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老齡社會保障與產業研究室主任陶立群指出，當前老年市場存在諸多問題，包括養老服務設施總量不足、產品種類少、服務層次低、政策不完善等。

　　中央政府顯然已經注意到這些欠缺。“十二五”規劃建議特別指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注重發揮家庭和社區功能，優先發展社會養老服務，培育壯大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

　　民政部副部長竇玉佩在11月7日的全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推進會上透露，我國將建立養老服務補貼制度，對低收入等養老困難老年人，實行政府補貼養老。

　　在已經到來的老齡化危機中，如何抓住“危”中之“機”，如何挖掘老年產業的“銀元”和規模更加龐大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對于21世紀的中國至關重要。這不光關系到數億老年人能否過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也關系到全民的福祉和整個國家的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