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麗琴 江艾欣

　　2010年的中國，正處在歷史發展的關節點上：在外，后金融危機時代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難以為繼；在內，人均GDP將達4000美元的關鍵期，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矛盾、對改革的期待與焦慮等各種因素相互影響和膠著。

　　如何緩解壓力和探求動力？人們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及“包容性增長”等關鍵詞都充滿期待。

　　在此改革攻堅的關鍵時期，無論是妥善處理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還是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都在考驗決策者的眼光和能力。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在難題面前，如何實事求是、放眼長遠、堅持科學發展，讓大多數人分享發展成果，應成為執政者長期思考的問題。

　　圍繞這些問題，《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他一向堅持以改革的思路面對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中，第一次把科學發展以主題形式在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來。在你看來，這有什么時代特征和含義？同時，在這份兩萬余字的《建議》中，沒有提及任何“數量型”的指標，基本為方向性、戰略性目標。你對此如何解讀？

　　周天勇：中國前30年的經濟發展非常注重GDP增量，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消耗能源、資源、環境來獲得發展機會。

　　“科學發展觀”就是講幾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一提法意味著，今后五年的發展要有很大變化。

　　關于《建議》中沒有提及“數量型”指標的問題，我反倒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在中國，一旦中央設立指標，就會存在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加碼的現象，反而影響“科學發展”。比如，如果中央定明年GDP增速為9%，到了省級市可能就定12%，地級市可能定15%，到了縣里甚至定20%。這種指標加碼和攀比比較嚴重。所以，我覺得《建議》淡化增長方面的指標有重要意義，即消除層層加碼和各地指標攀比的行為。

　　日報：你剛才提到中央政策到地方執行發生扭曲的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學者黃靖描述過這種扭曲，比如，來自中央的“節能減排”指令，到了地方就成了大范圍的拉閘限電。你覺得在未來的5年里，怎樣解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這種執行上偏差的問題？

　　周天勇：中央應該更多地用稅收、價格等機制來調節經濟，而不能單純通過下達指標。

　　下達指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手段，這往往導致地方政府用行政的辦法來完成指標。所以，“十二五”期間應更注重節能減排這些機制方面的建設，如價格、稅收等。

　　總體來說，中國經濟30年來強勁的增長，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相比較而言，主要的力量來自于地方政府，不能光說是中央政府的推進。

　　因為，第一，地方政府有土地資源；第二，地方政府有GDP攀比的競賽；第三，地方政府熱衷于比如融資平臺、招商引資等辦法。

　　實際上，中國近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從行政性推動角度說，地方政府的競賽和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資源和融資平臺、招商引資等是最主要來源。

　　日報：今年是“兩難”問題特別多的一年，比如調結構和保增長，人民幣升值與保出口，長遠發展與短期目標，保就業與科技創新等，都存在如何協調和權衡的問題。在你看來，這些“兩難”的形成，有什么具體原因？

　　周天勇：“兩難”問題的形成，主要是“科學發展”在遇到具體國情時可能需要妥協。

　　“兩難”可能存在于三個領域：一是宏觀調控；二是經濟發展；三是改革和民生。這三個方面都存在大量的“兩難”。

　　宏觀調控領域，比如穩定物價和增加就業，加息和人民幣升值等。經濟發展方面就是調結構和增長速度的關系等。中國目前處于重化工拉動經濟發展階段，現在提出轉型走新興工業化道路，這本身就是“兩難”。因為，走新興工業化道路就意味著結構要輕型化，資源能源的消耗要降低。但我們的國情決定了中國還處在重化工業階段。要建大量的住房、高速鐵路公路，都要水泥；要通過發展制造業積累財富，但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本身就要耗能。

　　在改革和民生的“兩難”上，我們國家土地、淡水、糧食這些資源都不夠。我們去年已經進口了相當于5.8億畝面積的油料，而去年國內的播種面積也就23億畝。事實上，我國如果油料也算作糧食，95%的糧食要自給的線已經被突破。但是未來的城市、住宅、交通建設等都需要占用土地。關于淡水、糧食、土地，要讓人們形成節儉意識，只有通過價格與稅收的辦法，但提價后對老百姓的生活又有影響，但這些又不得不改，這就是民生與改革的兩難。

　　收入和分配領域里，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但目前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壟斷、國有金融壟斷、國有土地制度，都是推動兩極分化的重要因素。但我們既要在政治上堅持公有制，又要在收入分配上不讓這些因素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最大的“兩難”。

　　很多“兩難”都是由國情決定的，比如人多地少，既要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但資源又少。政府一方面需要通過高稅收、高價格抑制過度資源消耗，但一說到加稅，來自民眾的阻力又很大。第二，過去的一些改革，有些是改錯和改得不到位而導致慢慢積累起來的“兩難”問題。第三，我們堅持的體制和這種體制導致分配不公的結果。比如剛才說的公有制中的國有制導致兩極分化的問題。

　　日報：我們該如何堅持科學發展來解決這些“兩難”？

　　周天勇：首先是“要按規律辦事”。比如，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這是一個大趨勢。關鍵問題還是城鄉差距太大。差距大的原因在于農業上創造的財富比例越來越少。要縮小城鄉差距只能通過把一部分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讓更少的人種更多的地。再比如工業升級的規律，工業領域必須要大企業和小企業并存，光有大企業沒有小企業就沒有地方就業。還有產業變動規律，即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服務業的發展比例要達到一定程度。如果總不發展服務業，就業人口也無法進入這個行業。僅發展大工業——大工業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忽視工業小企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后者又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結果就是資本分配得多，勞動分配得少，形成收入分配差距。

　　其次，看準的領域，早改比晚改好，徹底改比妥協改要好。這個主要看我們黨和政府的魄力。如果說改革總是往后推，體制內就會形成厚重的利益格局。

　　還有，如果本來應該徹底改的妥協改，就會帶來很多“兩難”問題。比如住房制度改革，如果一開始就征房產稅，也就是說，如果在增加工資的同時開征房產稅，愿意住大的就多交稅，而不是學香港地區過去的辦法，那么現在就沒多大壓力了。

　　由于當時改革不徹底，導致我們的房地產是低收入人向政府交錢，高收入人積累財富：第一，很多農民世世代代的地讓政府以三四萬元/畝的低價拿走了，最后倒賣為一兩百萬/畝，使得財政一大收入就是從農民手里拿錢；第二，很多人在城市工作了5年、10年，卻面臨房價越來越高，這些人要通過貸款，來交出政府的土地租讓金等。與此同時，一些富人如果很早買了房子，現在價格漲了，卻不用交相應的稅。

　　因此，我國土地和房子政策是典型的窮人交錢來維持地方政府財政運轉而富人不交錢。但是，國外是反過來的，他們沒有什么土地出讓金，也沒有什么集體土地要征為國有土地，就是在市場上交易，政府收增值稅就完了。

　　一個“早改”比“晚改”好的例子，來自于國有銀行、國有金融體制。《建議》里沒有考慮這點，這個可能是個更長期的問題。本來，國有工商企業的利潤要給國家交10%左右就已經夠少了，但國有金融企業一分錢不向國家交。我們從1997年開始就不收國有工商企業的利潤，那現在能從他手里拿出80%的利潤嗎？這些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

　　再比如資源稅的問題，如果開始就把石油、煤炭等資源稅率定好，有了這筆儲備資金，現在一些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問題就好解決了。

　　日報：這些改革當時沒有痛下決心，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改革總體設計，或者說沒有一個配套的設計，造成很多改革只顧眼前不顧以后，很多都是之前的遺留問題。這主要是缺乏協調性和前瞻性改革規劃造成的。

　　比如，房地產領域的土地“招拍掛”就是，一拍賣就是70年，把這個城市的地在十年內全部賣完，那么后60年的錢從哪里出？

　　我覺得，不管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體制改革，都應當有一個整體的方案，即先后配套、各方面協調。有些方案是不能妥協的，妥協后將后患無窮。目前我們的改革或者政策設計都缺乏綜合性、長遠性、配套性。

　　日報：現在這么強調科學發展，肯定是因為存在很多不符合科學發展的現象。比如在保GDP增長方面，過于強調增長，但忽視了資源使用效率；再比如，汶川等一些地方，過急地想要恢復建設，卻沒有考慮地震帶來的次生災害，導致建好的房子又被泥石流沖掉。類似現象經常發生，這除了官員考核機制的問題，還有什么原因？

　　周天勇：地方政府官員即使不考核，也有兩個硬性任務：一是要把當地的經濟規模做大；第二，財政收入。財政收入是硬指標，政府要發工資、要搞建設等，沒有錢是不行的。

　　我倒不是說增加財政收入不對，關鍵是我們現在的財政體制不對，比如，為什么地方上會形成土地財政，就是因為賣地越多財政收入越多，我們在房地產領域就設計了這樣一種擴大占用土地和吃子孫飯的體制。

　　在許多現代財政體制的國家中，省級政府一個很重要的稅種是消費稅，還有房產稅。比如，一個地方即使一家工廠也沒建，但只要有人到這兒買東西、抽煙就都要交稅，在居民區買房就要交房產稅。但在中國不行，中國即使收煙酒的消費稅也是從工廠收，不從抽煙的人那里收。因此，地方政府如果不上工業項目，就沒有稅收來源。

　　因此，不僅土地政策有問題，我們的稅收制度也有問題，或者說，稅收結構、財政體制不合理。因此，地方政府只有開辦企業才有稅收，服務業沒多少稅，養活不了政府。所以，這個階段更多強調向企業收稅和土地出讓金，沒人辦企業，沒人投資，地賣不出去，地方政府的財政就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要改革，可能在執行上會面臨一些困難。

　　在中國，如果從企業征收消費稅，稅務部門很容易執行。但如果通過每個老百姓買煙的時候交稅，則可能會漏稅。這與我們國家稅收、財政現代化程度有限有關。在許多國家，你去吃飯，由于透過信用消費，很容易征收10%的消費稅等。而在中國，則存在大量不要發票、通過現金交易而不通過信用卡交易的行為。

　　日報：根據《建議》，“十二五”規劃中，社會類和生態類指標的比重將上升，經濟類指標的比重將下降，類似的提法，還包括收入分配改革的強調。這些內容反映了執政理念的哪些變化？

　　周天勇：我們過去30年注重的是經濟發展，來自于小平同志說的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我覺得他當時說的意思主要是，解放后我們把搞階級斗爭當成是社會主義，而把發展生產力當成是資本主義。小平同志說的沒有搞清楚，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30年來，小平同志當時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疑問我們解決了，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同時，小平同志也提出來社會主義的含義有兩條：一條是發展生產力，一條是共同富裕。

　　第二條實際上就是發展生產力后怎么樣讓社會公平、公正，讓老百姓過得好，收入分配等公平，也就是共同富裕。

　　但是，共同富裕怎么實現，我們這30年也不是太清楚。以前說要堅持公有制來實現共同富裕，現在看來，我剛才提到的三大“國有”都是推動兩極分化的。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應該按規律辦事，把該轉移出來的農民轉移出來，讓農業提高勞動生產率，讓服務業發展起來使得人們有就業機會。其次要改革，尤其是稅收等要改革，形成公平的制度鼓勵創業。最后就是社會事業、民生。

　　我們前30年創造了生產力發展的奇跡，理解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含義。未來30年，要搞明白的就是，如何搞好民生事業，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公正、公平。這樣，我們需要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搞清楚如何搞社會主義，即以國家管理現代經濟的辦法調整結構，用稅收、財政、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式，按規律來解決問題和實現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再以計劃經濟體制中大力發展國有制等思維方式來實現共同富裕。